极权主义是亚细亚专制主义借助现代化统治手段达到的最高形式，极权主义政体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最黑暗的政体。公民社会是极权主义病毒的防火墙
　　
　　前言
　　
　　本来这个帖子不是一篇独立的文章，而是我的另一篇文章《愿历史不要简单地重复——关于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点点滴滴》第六节《不可避免的政治衰败》中的一段话。由于当时写的时候只是第六节的一个引子来使用，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个别论点和语气还有待推敲，因此一直没有作为单独的文章发表过。后来我看到了读者李贽给我的建议，他要求我把这段话作为单独的文章重发一遍。我考虑到这部分内容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本人对极权主义这种特殊的独裁形式的思考，因此我在原文基础上，认真地进行了修改。
　　
　　不过，必须说明的的是：把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分开看待这个观点，并不是我发明的。这个观点来源于前苏共中央委员阿尔巴托夫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不过，他在该书中仅仅做了一个区分，并没有很细致地描述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征、危害等等。
　　
　　由于本人掌握信息范围的限制，本文一定有不足或不全面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对于有价值的建议和意见，我将会认真吸收，并对本文予以修改和补充。
　　
　　一、极权主义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我们平时所讨论的独裁制度其实可以分做两种：“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这两种制度虽然有相似之处，但是却存在很大区别。极权主义是指这样一种体制：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一切资源都被最高统治者所掌握，统治者的统治范围不仅仅局限为政治、军事等传统领域，而且对经济、思想、文化、甚至日常生活都要严密控制；全体社会成员不但被剥夺一切最基本的权利，而且还必须无条件地参与到统治者的意志中去，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生活甚至死亡，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如果拒绝参与或者仅仅是不积极参与（有时甚至是仅仅被怀疑不积极参与）这个意志，就必然要受到迫害甚至镇压。简言之，极权主义是亚细亚专制主义借助现代化统治手段达到的最高形式。
　　
　　极权主义不同于奴隶制。奴隶制度下，奴隶们虽然也被剥夺了一切基本权利，没有人身自由，也可以随时被奴隶主当作工具一样转卖甚至处死，但是奴隶们至少还有自己思考的空间，奴隶主无法也没有兴趣对奴隶进行精神控制；此外，社会上还存在一个自由的平民阶层。而在极权制度下的现代奴隶们，连思考的空间都被剥夺，理论上连自主思考都是不被允许的；社会上再没有任何一个阶层能够像奴隶制下的平民一样自由自在了，除了最高统治者本人以外，任何人的权利都没有保障，甚至地位仅次于头号极权主义者的人也不能幸免。
　　
　　极权主义也不同于独裁的另一种形式：威权主义。威权主义统治下，虽然人民的权利也常常遭到践踏，但是，威权统治者的统治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威权主义者通常只求掌握政权、军权，以及一部分财产权，却掌握不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威权统治下，人民有一定的自主权利和选择权利，统治者也允许人民的意志与自己的意志有差别。例如：威权统治专制时代，很多不愿在官场沉浮的人可以选择隐居，农民在交纳赋税和徭役之后有权决定自己在田里种什么，一些看破红尘的人可以选择出家，人们有权决定自己一天做什么、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休息，大多数时候人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居住地，等等。然而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这些权利都成了人们可望不可及的梦幻。
　　
　　极权制度可以看作人类迈向现代化的一个副产品。暴君古已有之，如中国古代的桀、纣，罗马帝国的尼禄，沙皇俄国的伊凡雷帝等等。但是，这些暴君并不能被称为极权主义者，他们虽然残暴不仁，但他们的力量却有限，即使在其统治的帝国内，也存在他们力量不及的统治真空。而二十世纪以来，由于电报、电话、广播、汽车、火车等现代化技术的发明，以及热武器完全替代冷兵器，导致了三个重要后果：一是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和交通手段，导致一个国家里再也无法存在统治的真空区域，无论是深山老林还是偏僻小镇，那种所谓“山高皇帝远”的统治空白地带已经不复存在，一切尽在统治者的掌握之中；二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实力差距迅速扩大，力量对比发生了极其不利于被统治者的变化，原来的大刀长矛对镰刀锄头变成了飞机大炮对镰刀锄头；三是信息手段对普通人民的使用，导致人们不得不每天聆听统治者的貌似公正的训示，接受经统治者精心伪造、阉割而具有明显导向性的各种信息，潜移默化中消磨掉反抗意识，有些甚至成为统治者的卖力走狗。在这三种客观条件的共同作用下，被统治者有组织的武力反抗已经成为不可能。如果这个国家专制主义传统深厚并且在现代化面前没有充分心理准备，就极容易导致极权政体的建立。因此说，极权主义是某一个人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彻底奴役；而极权主义者则是用现代化武装起来的“超级暴君”。
　　
　　极权主义的出现必须符合三个客观条件：一是这个国家不具备成熟的公民社会，个体权利意识尚未觉醒，民主、自由等意识尚未深入人心。出现极权主义的国家要么从未经历过民主而一直处于威权主义的独裁统治下，要么虽勉强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民主制度的根基很不牢固。二是这个国家经历了长期的、深重灾难，人民生活困苦，一部分劳苦大众在水深火热中渴望出现一个“救世主”式的人物（当然，比起“救世主”们带来的灾难，这种“水深火热”也就不算什么了），对这个人物寄予无限信任，听信他的救世许诺，并为他甘愿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利。三是这个国家刚刚遭受过外来侵略，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据此产生出一种畸形的民族自尊心——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遭失败，巴黎和会上被迫割让了八分之一的领土和担负巨额的战争赔偿，并丧失了全部海外殖民地。协约国为了不让德国东山再起，还通过各种条约限制德国军备，并把莱茵河以西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德国军队不得驻扎——德国的国家主权受到了巨大损害，民族自尊心被强烈伤害。不仅如此，在随后的20年代，短短10年内，德国又先后遭受了三次巨大灾难：1923年法国、比利时联合出兵占领鲁尔工业区；“奔腾式通货膨胀”；1929年遭到了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袭击，生产下降40%，全国6000万人口中有800万人失业，而且这次危机持续了4年之久，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社会动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虽然经过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魏玛共和国，但是德国专制统治的根基——容克集团和军阀势力却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各种专制思想还颇有市场。由于德国的民主制度恰恰建立在这种动荡、贫困、失败、愤恨交织的基础上，真可谓生不逢时。一些比较负责任的大党如社会民主党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不敢做出很有把握的摆脱危机的保证，民主制度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德国的普通民众越来越倾向于寻找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带领他们摆脱危机，这就给纳粹党——这个极端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党以坐大的机会。由于纳粹党本来就是个极端的小党派，正欲借危机爬上权力顶峰，并且从未执过政，因此它的领袖希特勒不但不必像其他执政党一样承担以往灾难的重负，而且反而可以以此为契机，对群众信口开河地许诺。纳粹党的纲领是符合当时德国大众胃口的：一是主张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满足了主张强权的专制主义者的胃口，而民主主义则因软弱无力而信誉扫地；二是慷慨许诺，拍胸脯保证将带领德国摆脱危机，使人民过上富裕生活，让失业者有工作，满足了下层群众改善生活的迫切要求；三是鼓吹狂热的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满足了德国人的畸形民族自尊心的要求。正因为这三点，希特勒被德国民众视作救星，纳粹党在不到十年中从一个几百人的阴谋小团体变为德国最大的政党，最终导致希特勒攫取政权，建立了极权主义统治。这就是法西斯式极权主义形成的历史背景。
　　
　　二十世纪初的沙皇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虽然1861年进行了农奴制改革，但这个改革很不彻底，大量农奴制残余被保留下来，农民生活比起西欧国家来极端困苦。当欧洲国家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沙皇俄国却刚刚开始工业化的进程。沙皇尼古拉二世长时期宠幸佞臣拉斯普京，弄的吏治腐败、民不聊生。沙俄军队骄横而无能，在和新崛起的日本争夺中国东北时惨败而归，被迫割让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给日本，并丢掉了在南满的全部势力范围，这导致一向有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传统的俄国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大受挫伤，沙俄军队的声誉一落千丈。1905年圣彼得堡的工人和普通市民向沙皇和平请愿，却遭到武装镇压，死伤一千多人；随后全国很多城市都爆发了革命。虽然1905年革命以失败告终，但这表明：沙皇的统治已经不得人心，民众对水深火热的处境已经极端不满。1914年，沙皇又把俄国拖入到一场没有希望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沙皇军队的无能又一次体现出来：人员大批死亡或被俘，大片国土被占领。帝国主义战争进一步恶化了俄国人民的生活，长期生活在痛苦中的俄国人民再也无法忍受了，1917年在首都圣彼得堡市民由于饥饿首先爆发了二月革命，随即蔓延到全国，沙皇的统治转眼间就崩塌了。沙皇统治崩溃后，国家权力陷入真空，出现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接替沙皇执政的临时政府主要由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组成，这个政府一开始就缺乏一个正常的政府所具备的全部权威：工兵代表苏维埃与临时政府基本上不予合作；军队基本上由沙皇的将军、贵族们指挥，不听调动；有些将军还在密谋发动叛乱；布尔什维克党人不断地组织群众进行示威。临时政府处于来自“左”的和“右”的夹缝中无能为力，这直接导致城市的口粮供应更趋紧张，人民处于饥荒状态中。临时政府不得不派出武装征粮队去争夺农民的粮食，又引起了农民的不满。特别是，看到协约国胜利希望和期待争取到更多的国际援助的临时政府，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更加剧了人民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不久前还在瑞士感叹“这一代人是看不到革命的”列宁秘密返回国内，组织布尔什维克党人进行夺权斗争。他抓住士兵渴望和平，工人渴望摆脱饥荒，农民渴望得到土地的要求，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得到了广大群众和士兵的热烈拥护。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工人和士兵发动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除了遇到军事学院学生和妇女营的微弱抵抗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阻挡地就夺取了政权——正如一位回国参加十月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在日记中写到的那样：“权力就静悄悄地躺在大街上，等我们去捡。”实际上，“和平、土地和面包”这个口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不现实的，不过是群众的幻想。例如说“和平”，在帝国主义战争正酣，在没有进行周密的谈判之前就让俄国军队解除武装，使得德国军队长驱直入，侵占了更多的领土；而各地进行的政权拉锯战，中断了城乡物资流通渠道，中断了农村地区对城市的粮食供应，加剧了城市的饥荒；而采取生硬的办法瓜分地主、富农土地给农民，直接引起了地主、贵族和富农们的抵制与反对，他们藏匿粮食、宰掉牲畜，不但加剧了饥荒，而且组织起白卫军，使得国家在内战中又多煎熬了4年，直到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开始分赃时，俄国还在进行着热火朝天的国内战争；而且，贫农拥有土地的日子也没能持续多久，很快就全盘集体化了。可以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当初高举的“和平、土地、面包”的旗帜，一个也没有兑现。因此，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没有获得胜利，结果布尔什维克党采取武力驱散了立宪会议，并当场枪决了数名立宪会议代表。立宪会议后，只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党还在一起共同执政，不久因在布列斯特和约上发生争执而取缔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一党独裁的体制就此形成了。不过，我认为列宁主义本身还是相当民主的，虽然他采取了很多使得国家走向极权主义的方针，但我还是相信这些方针是在内外交困下采取的不得已措施，并且列宁在政权巩固后不是剥夺人民权利，而是取消了很多极端过火的措施。例如：取消余粮收集制，取消肃反委员会不经审判就杀人的权力、取消了“红色恐怖”，实行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显然不是极权主义者的做法。而接替列宁的斯大林，则是以列宁的学生和捍卫者自居，在与托洛茨基夺权的斗争中利用列宁的威望为自己争得不少分，从而成了苏联的最高主宰；接着他又利用人民对新经济政策的拥护，击败了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季诺维也夫等人；等到主要反对派威胁一结束，他就立刻“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利用俄国人民迫切改善生活的愿望，开始了全盘集体化、工业化；斯大林统治的确立，标志着苏联走向了极权主义。这是斯大林式，也就是社会极权主义形成的历史背景。
　　
　　与我国新疆地区接壤的邻国阿富汗本是一个封建的内陆国家。1973年，首相达乌德在苏联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国王查希尔的统治，并改国名为“阿富汗共和国”，自任总统并奉行亲苏政策。但是达乌德本身是个民族主义者，因此他对苏联支持的阿富汗共产党（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日益壮大的势力感到担忧，于是在1977年宣布实行一党制，阿富汗共产党被解散并禁止活动。这引起苏联极度不满，1978年4月27日，苏联支持阿富汗共产党发动“四月革命”，推翻了达乌德的统治并取得政权，改国名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但是阿富汗共产党内部分裂为三派：温和的“旗帜派”、激进的“人民派”和更加极端的毛派“火焰”组织。“火焰”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小宗派，没有什么实力，主要的争斗在“人民派”与“旗帜派”间展开。“人民派”领袖塔拉基取得了革命委员会主席职务并出任总理，“旗帜派”领袖卡尔迈勒则出任了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副总理，“人民派”的阿明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人民派”占上风。虽然两派都亲苏，但相比之下，“旗帜派”更温和一些，采取的措施不那么极端；而“人民派”则在上台后就采取了激进的政策向宗教势力、部族势力、地主势力四面出击，引起了这些人的武装反抗，阿富汗内战从此打响。与此同时，“人民派”内部塔拉基与阿明矛盾激化，苏联支持塔拉基。但1979年9月14日，阿明反而发动政变推翻并杀害了塔拉基，自任革命委员会主席。阿明从此对苏联日益疏远，频繁与美国接触，这引起了苏联的强烈不满。因此，1979年12月27日，苏联派特种部队打死了阿明并入侵阿富汗。阿富汗被苏联占领了10年，原已存在的部族武装、宗教武装、地主武装纷纷以抗苏名义招兵买马，并在西方和穆斯林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壮大，虽然使苏军蒙受巨大损失，但连年的战争破坏了阿富汗本来就很脆弱的经济基础。1991年苏联解体后，阿富汗共产党政权苦支了几个月，于1992年春季崩溃。由于出现权力真空，原来的阿富汗抵抗运动立即显露出争权夺利的军阀本性，他们割据一方、横征暴敛，杀戮不止、腐败盛行，使得阿富汗遭到了比苏军入侵时期更大的破坏，阿富汗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在这种背景下，1994年极端的伊斯兰宗教头子奥马尔率领一批宗教学生军——塔利班——以“保护人民”的名义，得到人民支持并迅速壮大，并于1996年攻入喀布尔掌握了政权，随后建立起极端的塔利班宗教恐怖统治。这就是宗教极权主义，也叫神权极权主义的形成背景。
　　
　　其他极权主义国家的产生也都无一例外地符合极权主义产生的三要素。受到日本殖民掠夺而亡国、又在内战中饱受蹂躏的朝鲜，受到法西斯荼毒的阿尔巴尼亚，被郎诺集团压榨和依附于美国的柬埔寨，被巴列维王朝腐败统治和依附于美国的伊朗——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曾经是民主国家，人民都遭受了长期的苦难，民族自尊心都受到了伤害。上述三要素是在极权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在满足了三要素的情况下，假如这个国家恰好出现一个具有杰出才能的“救世主”来，他们既有非凡的头脑，又保留着人类原始暴力的思想，那么极权主义的产生就将不可避免。
　　
　　因此可以说，极权主义者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的产物。必然性催生“救世主”，偶然性让潜在的“救世主”找到自己的位置。极权主义者确实如他们自己所说——是人民的选择。极权统治者一般依靠社会底层苦难深重的群众的拥戴上台，政权稳固后就胁迫其他社会成员、剥夺他们的权利。这种剥夺是逐步的，被剥夺者的范围由小到大，被剥夺的权利由少到多，直至所有人的所有权利都被剥夺。极权统治者的意志在表面上是迎合当时社会一部分群众的，因而被赋予神圣性、不可侵犯性，然而实际上却是利用一部分群众幻想一步登天的、不切实际的愿望达到自己的个人目标，由于缺乏任何有效的监督与制约，这种目标往往是统治者人性阴暗面的肆意释放，是狂妄的，是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极权统治者让群众忍受苦难，付出牺牲，则被解释为为了实现某种“崇高”的目标而付出的必要代价，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因此极权统治下，群众必须承担无穷无尽的苦难，而统治者则开出一个个令人兴奋却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一般长期遭受苦难的民众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救世主”情结，正是这种情结催生了宗教。这恐怕是极权主义最早期的表现形式。宗教本身不能给人们带来所承诺的天堂，因而宗教的特点，就是强调现世受苦，来世超生。宗教本身包含了一些人们长期生活形成的共识，因此宗教仅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可以起到调节、缓和人们之间矛盾，建立社会规范的作用。但是，宗教决不能与政权结合，凡是政权与神权合二为一的时代，都是非常黑暗的时代。中世纪的欧洲就是这种神权政权合一的时代，中国的太平天国时代也是如此。但是，这些神权政权合二为一的古老政权，还不能被叫做极权主义，因为那个时代还不具备产生极权主义的技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