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末埋头啃史，每日主餐之一是同济大学去年出的三卷本《德国哲学通史》。作者当过郑昕、洪谦、熊伟和王太庆的学生，这在“自序”里有交待。这四位北大教授，都是我所佩服的“知不起名”人物，作者既然皆曾亲炙，这部书的内容想来必有可观。但我心中也不免“不疑处起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郑、洪、熊、王四公都是惜墨如金、述而不作的人物，由他们“谆谆教诲”出来的学人，会有勇气去挑战一部“通史”吗？待我耐着性子赏析完作者辛苦生养的这一“中国心”、“法国情”和“德国魂”的“合成产儿”（作者“自序”中语），感到的竟然只有失望，嘴里几乎要喊出“这个孩子是要死的”扫兴话来。

　　此书共一千四百多页，毛病问题种类繁多，全部评论，势有不能。现仅以第一卷第九章“新康德主义和实证论”（第391-439页，共分六节，不到五十页）为主，列举八类比较明显的问题（读者不懂哲学也能看懂）加以辨析，其间理与非理，诸有智者应知抉择。

　　一、名词的误译

　　作者列举科学唯物论者伏格特（Carl Vogt）的著作时，提到一本《煤炭工人信仰和科学》（K■hlerglaube und Wissenschaft）。真不知道伏格特还和煤炭工人（K■hler）打过交道。其实，“K■hlerglaube”是德文里的固定搭配，意思是“盲信”。伏格特这本书，名字应该译作《盲信与科学》。《通史》一书本是根据作者以前在港台两地刊行的《德国哲学的发展》增补而成，“煤炭工人信仰”在港台版中已经出现。

　　二、指涉之错乱

　　作者提到：“同自然哲学的蓬勃发展相比，叔本华的意志论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命运是很凄惨的，它只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的圈子中，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弗劳恩斯泰特、哈德曼和斑申。后者发表的论无意识的著作，直到尼采哲学形成前，仍遭到冷遇。”（第392页）按作者行文，“后者”当指斑申（Julius Bahnsen）而言，可我只知道斑申是叔本华哲学的忠实信徒，却没听说他发表过“论无意识的著作”。倒是哈德曼（Eduard von Hartmann）写过一本《无意识哲学》，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最畅销的哲学书之一，其再版次数之多、受大众欢迎之程度，直逼绝不“凄凉”的叔本华。在当时的哲学界里，“哈德曼”几成“无意识”的代名词，“冷遇”云云，真不知从何说起。

　　三、章节的冗赘

　　在第395-396页上，忽然插进一节“赫尔伯特的实在论”，前后一共九行，却既未细谈赫尔伯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也未评析实在论。再隔一节，赫尔伯特方正式亮相。若是这样的话，前面那一节要它干什么呢？还有一小节讲新康德主义的哥廷根学派，里面却只有五行话，感觉还不如一个空洞的字典词条：“里查德·赫尼斯瓦尔德（Richard H■nigswald，1875-1947）是深受康德主义影响的哲学家，但他很难被归类，因为他既有马堡学派的痕迹，又有弗莱堡学派的影响；而且，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的哲学活动扩展到各个领域。里查德·赫尼斯瓦尔德一生著作丰富，涉及面很广，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思想家。”（第419页）赫尼斯瓦尔德“是深受康德主义影响的哲学家”——那当然啦，否则干吗把他算作新康德主义哥廷根学派的唯一代表呢！“但他很难被归类”——他不是被作者归进了哥廷根学派吗？他“一生著作丰富，涉及面很广，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思想家”——这句话用在别人身上不也可以吗？读了这五行，赫尼斯瓦尔德还是个“没面目”，不如删掉算了。

　　四、章节之错引

　　作者在第五节“康德之后的形而上学的重建”里说：“正如前面第二节所指出的，欧根的新观念论实际上就是新康德主义的一种流派……”（第428页）欧根即Rudolf Eucken（1846-1926），以前一般译作倭铿或倭依铿。我按照作者的指示，在“前面第二节”找了半天，也没发现“如”他“所指出的”是什么。那一节的标题是“从费尔巴哈到朗格”，虽然也提到一位“欧根”，但他是那位著名的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的主角。专门提到Eucken的地方，其实是在第三节“从新批判主义到新康德主义”下面的第五小节“耶拿学派”（第419-420页），作者误把第三节弄成了第二节。

　　五、时代的错置

　　作者在第六节“数理逻辑的形成和演变”里说：“皮尔士和他的父亲、哈佛大学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本雅明·皮尔士（Benjamin Peirce， 1809-1880），为了发展逻辑代数和关系逻辑，曾针对汉丁顿（Edward Vermilye Huntington，1874-1952）在1904年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了有趣的讨论。”（第431-432页）我们都不用知道老皮尔士和汉丁顿是谁以及他们研究的是什么，就会发现这句话里有一个很大的矛盾。请问，老皮尔士既然已经在1880年去世，那么他怎么会同他的儿子一起，针对1874年才出生的汉丁顿在1904年提出的理论进行“有趣的讨论”呢？隔过几页，作者又说：“在美国，在皮尔士的影响下，美国哲学家刘易斯（Clarence Irving Lewis，1883-1964）和摩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1901-1979），也先后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二十世纪初，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深入地探讨了数学符号、公式及公理形式同人的思维模式的内在关系……”（第436页）这也不对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刘易斯还是个“零”，而二十世纪初呢，摩里斯顶多会说“妈妈、爸爸、抱”，他们如何能够“深入探讨”作者提到的那些学术问题呢？这还不算最怪的。在第445页上，作者说“（狄尔泰）从1882年起，到柏林大学接任离校的洛兹（Rudolph Hermann Lozte）所遗留的教职，直至1888年逝世。”可是前面第443页明明写着狄尔泰卒于1911年，怎么刚翻过两页他就变成在1888年去世了呢？作者身为同济大学的“博导”，要是你的研究生在论文中犯了这种错误，你能原谅他吗? 

　　六、身份之误认

　　先说误认国籍。比如第429页提到一位“美国语言学家和符号逻辑学家若尔根森（J. Joergensen，1894-1969）”，其实这位“老美”除了爱用“国际语”英文写书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丹麦人（他名字的丹麦文拼法是J■rgen J■rgensen）。再说误认身份。第430页说刘易斯（作者年轻时就读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就有刘易斯的学生任华在教书）是“数学家和逻辑学家”，我想要是刘易斯还活着的话，“数学家”一称，他一定会“敬谢不敏”、“原物奉还”的。“数学家”的称号应该改为“哲学家”才是。在第一卷第八章讲叔本华时，作者竟然把罗马史家摩默生（Theodor Mommsen）和特洛依古城发掘者斯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说成是和达尔文平起平坐的进化论思想代表（第359页），可是我既没听说德国罗马史家在台伯河捞过牡蛎，也没听说德国业余考古学家在希腊挖过熊猫和猛犸。

　　七、人书的重出

　　作者本来在第397-398页已经交待了一遍赫尔伯特的生平和著作，可是到了第424-425页上，他又不嫌麻烦地说了一遍。虽然内容稍有不同，但毕竟是一种重复，在追求严谨的学术著作里，这种“一人重出”的情况实在不应该发生。作者的这两份“赫尔伯特小传”（姑且称为“A传”和“B传”），大概是在不同时期写成的（“A传”主要取自《德国哲学的发展》），到了成书时勉强拼凑到一起（据作者“自序”说，此书在二十年间经过了初稿、复稿、三稿的撰写），结果就没有注意到译名前后不统一的地方。这一点还特别表现在赫尔伯特著作名称的翻译上，作者闹出了“一书两出”的怪事。“A传”提到赫尔伯特写过《形而上学原理》、《逻辑学原理》、《实践哲学通论》和《哲学入门教科书》，这些书到了“B传”里都有了全新的译法，变成了《形而上学要义》、《逻辑要义》、《普通实践哲学》和《哲学引论教程》。总的来说，“B传”翻译的书名更加准确，大概是后来写的。同样的问题还发生在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领袖柯亨（Hermann Cohen）身上。作者在第411页上提到柯亨的三本主要著作《纯认识的逻辑》、《纯意志伦理学》、《纯情感的美学》，可是到了第415页，柯亨这三本书又变成了《纯粹知识的逻辑》、《纯粹意志的伦理学》、《纯粹情感的美学》。最为“恐怖”的是作者在同一页里竟然把同一本书翻译成不同的名字。在第401页靠上的部分，作者提到洛兹的一本《作为机械的自然科学的普通病态学和治疗学》（姑且不谈他翻译得对不对），到了这一页的底下，这本书“瘦身”成了《作为力学的病理学和治疗学》（这个译名是《德国哲学的发展》上使用的）。在到底该把mechanische Naturwissenschaften一词翻成“机械的自然科学”还是“力学”的问题上，作者心里大概也没个定准儿，干脆留给读者自己随意取舍了。

　　八、体例之混乱

　　按照一般学术著作的惯例，第一次出现的人名，你可以加括号注出他的外文原名和生卒年，到他第二次出现时，就没必要再“多此一举”了。这正是马赫谈到的那种在科学研究中需要贯彻执行的“思维经济的原则”。可是，作者的写作实在不够“经济”。在一章之内，同一人物的原名和生卒年反复出现，好像生怕读者记不住似的。具体例子不举了，因为实在太多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全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交待一个人的生卒年，而不详细列出生卒月日。可是，在第427页上面，作者提到一位叫克劳斯（Oskar Kraus）的哲学家，不知为何突然变得精细起来，一下子写全了他的生卒年、月、日：“24，7，1872-26，9，1942。”在这整整一章中，只有这位克劳斯享受到这份特殊待遇。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孙周兴教授为这本书写的“卷首语”最是深得我心：“跟随哲学家们的原本思路进行反思，乃是训练和发展我们本身哲学思维能力的必由之路……笔者真诚地希望读者将从本书所概略介绍的德国哲学家中，受到有益的理论启示，并顺此前进而达到哲学迷宫的深处。”不用说，看完这部《德国哲学通史》之后，我不仅达到了“哲学迷宫的深处”，而且在前进的过程中顺利地迷失了方向。在迷宫中没遇上一个弥诺陶洛斯（minotaurus）先生，已经是我的运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