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论述启蒙的著名文章一开篇就提到，懒惰与怯懦，是大多数人在身体成熟之后精神“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的缘由所在。在尼采的《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一开篇，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对懒惰与怯懦的讨伐。尼采通过“某人”与一个旅行家的问答将懒惰与怯懦表述为“人类的共性”，但尼采这一次的启蒙所针对的不是大众，不是康德所谓的“大多数人”，而是学者。

　　在尼采看来，大多数学者就是庸人，他们虚情假意，没有自我，也害怕别人；他们乐于躲藏在各种习俗和意见之后，沉溺于浅薄的精神安逸之中。他们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对自己不诚实，害怕绝对的诚实和坦荡必将带来的巨大负担和无尽痛苦。学者的不诚实当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最终还原为一个人如何存在的问题，因而也是对每个人来说都可能存在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存在负全部责任，这就要求他或她积极地追寻自我、认识自我、坚守自我。然而，这种对自己诚实的要求并不是一个轻松、潇洒的生活姿态，并不像某种掷地有声、冠冕堂皇的宣言一样徒具铿锵有力的形式。相反，对自己诚实可能带来巨大的痛苦，而且很容易使自我陷入危险的境地，甚至跌入深渊，摔成重伤。“生活就意味着历险，”尼采如是说，照我的理解，领会危险之际，就是本真绽放之时，而且这也一定是尼采标榜“危险地存在”的缘由所在。

　　有太多的东西想要骗走我们的自我，那些蝇营狗苟的市井考虑——诸如金钱、虚荣之类——自不必提，倒是那些看似崇高的理想情怀——诸如为国为民、为科学献身——更具诱惑力，也更为隐秘。当然这些东西在学者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尼采认为卢梭、歌德与叔本华是欧洲近现代历史先后树立起来的三种人的典范形象。卢梭式的人在社会上受尽压制，因而充满怨恨；他蔑视自己，从而也蔑视别人；他渴望超越自己，从而也渴望回归自然。这种人常常会为革命推波助澜，常常会偏执地坚持某种社会主义的平等理想。在现代生活中，卢梭式的人影响最广，或者我们可以说，诸如此类呼唤平等的痛苦喊叫声在现代化的历程中最为嘹亮。效歌德之颦者一般来说比卢梭式的人出身更为高贵，尼采称之为高级闲人。这种人对生活充满热望，还有一颗饱满的爱心，所以总是心情平静，不怀怨恨，像浮士德一样四处游历，是一个永不餍足的看客。在尼采看来，歌德式的人是一种保守的、平和的力量，但存在蜕变为市侩的危险，正如卢梭式的人很容易变成亡命徒。

　　相比之下，叔本华式的人则“使闲人疲惫，大众恐惧”，这样的人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命令，甚至缺乏自欺的能力。他的生活不被一些身外之物所左右，他的精神也不被一些崇高理想或时代精神所迷惑，而是完全忠实于自己，忠实于自己活生生的存在。他的思考一定是内在于他自己的实际生活，从不会被某种历史潮流盲目地推动，因而必然会成为“时代的弃儿”，尽管像所有人一样他首先是“时代的产儿”。尼采认为叔本华式的人是哲学家的典范，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因为这样的人“自愿担当诚实带来的痛苦”，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诚实将给他带来多大的痛苦”。诚实就是永远忠于自我的独特性，就是在生成变化之洪流中不断地成就一个向来属己的本真自我。值得指出的是，不能将尼采所谓的自我的独特性理解为一个现成化的概念，相反，自我的独特性只能归于一个不断超越的生命历程，或者用尼采自己的话来说，本真自我并不“埋在内心”，而是永远高悬在上方。

　　于是，诚实不是商业道德中的底线要求，而只能归属于英雄气概的基本素质。诚实并不是使自己在社会交往上变得更为方便，更值得别人信赖，而是跟自己的生活较真，较劲，因而也是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为困难，更为危险，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为自己的生活献上英雄般的赞礼。无论是绝对严肃的信仰选择，还是看似轻松的审美倾向，都因着诚实而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相反，当信仰与审美都沦为消费行为，对自己的不诚实也就达到了顶点。

　　而一般的学者——在尼采眼中——只不过是“有教养的市侩”，因为他们总是“让自身与事物之间隔着概念、观点、过去、书本”，“绝不会以新鲜的目光观察万事万物”。尼采列举了学者的十三个令人鄙视的特征，概而言之，学者的毛病和问题在于他或她无法真正直面自己的生活世界，只满足于那种鼹鼠打洞般浅薄的概念游戏。叔本华之所以成为哲学家的典范，是因为他养成了清醒的美德，精神上的独立对他来说已然成为一种习惯。当然，尼采一再强调，正是诸如此类的清醒与独立给当事者带来巨大的痛苦。尼采认为叔本华在他的生活历程中曾遭遇了三种至关重要的危险，而正是在与这些危险的斗争中造就了作为哲学家的叔本华。

　　第一种危险是孤独。在孤独的阴影中成长，就是不懈地将自我的重担压在头上。这种重担一定程度上缘于特立独行的自我与循规蹈矩的社会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张力，对于那些脆弱的人，甚至像荷尔德林、克莱斯特这样的天才人物，在这种压力面前也“早就给压瘪、压碎了。”只有坚如磐石的伟大天才，像贝多芬、歌德、叔本华和瓦格纳等人，才能真正战胜这种压力和危险而巍然屹立。第二种危险是对真理的绝望。如果说孤独可能是许多天才人物的宿命的话，那么，对真理的绝望则与特定的时代有关。尼采认为，只要读过康德哲学的人，都“将见到一种破坏一切、腐蚀一切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所以，康德哲学对于在他之后的“那些最活跃、最高贵、绝对无法忍受悬疑状态的思想人物”而言一定会“表现为一种心灵上的震撼”，也就是“对一切真理的绝望”。在这个意义上，叔本华就是时代的领路人，因为他将人们从怀疑的烦恼中、或者说是从康德式“绝望的批判地洞”中解放出来，引向对生命的悲剧观照。尼采说，叔本华的伟大在于“他直面作为整体的生活，然后又将生命作为整体加以阐述。”没有对真理的绝望，不经受这种危险所带来的不堪忍受的不安、烦恼乃至痛苦，叔本华不会走出他业已走出的路，叔本华也就不会成为他业已成为的叔本华。

　　第三种危险更为特别，那就是，对神圣境界的极度渴望。这一点之所以也是一种危险，是因为任何神圣境界都具有极强的道德蛊惑力，都有可能毁掉一个天才。正是看起来满怀善意的东西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和不良的诱惑，但也正是这种危险造就了叔本华。叔本华对自己的天才以及自己在天赋和道德意志方面的缺陷有着非常深刻的洞察，这反而使他无法像那些向往神圣境界的常人一样轻松地皈依。或者说，如果他能够轻松地皈依，较高的自我期许所导致的内在紧张就会被彻底消解，从而也就会失去思想的原动力。在这里，叔本华的潜台词可能是：“我渴望成为圣人，但是……”。只有当这里的“渴望”与“但是”后面的东西都足够强大，而且旗鼓相当，才能长久地维系那个具有生产能力和创造能力的精神夹缝。这种内心的精神挣扎牵涉到叔本华的生命存在的全部，因而也成为他思想的最为重要的实践契机。

　　尼采将叔本华作为哲学家的典范来分析，可以给予我们很多启示，也与我们的现实状况具有相关性。一言以蔽之，真正的哲学家一定诞生于生命内在的危险，真正的哲学家也一定是一个危险分子。或者正如尼采自己所暗示的：好的哲学令人畏惧，令人忧伤——这就是哲学的尊严所在！

（作者附注：本文写于2005年，此次系首发）

　　尼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黄燎宇译，载《悲剧的诞生》附录，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

Friedrich Nietzsche, “Schopenhauer as Educator,” in Untimely Meditations, ed. Daniel Breazeale, trans. R. J. Hollingda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