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每每以“意见领袖”自任，而纵观他20年的文章言论，前后不同阶段颇有左右互搏之感。但甘阳可能比对手更清楚自己转变的得失

　　以甘阳其人其文近些年引起的争议，他实在应该入选本刊的“30年争议者”。但他又佩服小平的“不争论”，“不争论其实是让大家度过情绪期，不纠缠在过去的问题上”。他相信他的一些初看刺激人的言论，5年之后会成为社会共识。

　　这20年来，甘阳的立场几经波折，然而正如他所说，关切的问题却一以贯之。如模拟英国思想家伯林的著名比喻，我们或者可以说，甘阳给出答案时是多变的“狐狸”，提出问题时却是专注的“刺猬”。无论1980年代在大陆，1990 年代在美国，还是最近10年在香港，萦绕他心头的，总是这样的“天问”：

　　如何理解西方，如何理解中国，中国文明的自我期许是什么？

　　在他看来，理解西方是理解中国的重要基本功。100多年来急切变化的中国社会总是根据对西方的理解衡量中国，对西方看法的改变必影响对中国看法的改变。他觉得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仍远远不足，所以始终不忘提醒要“重新阅读西方”，对中国和西方反复看。

　　深有意味的是，1980年代以来的诸多文化事件中，甘阳每每以“意见领袖”自任，而纵观他20年的文章言论，前后不同阶段又颇有左右互搏之感。他的“反复”引致诸多诟病。但我猜想，甘阳可能比对手更清楚自己转变的得失。或许他既欣然于问题一贯，也满足于观点无定。在散文集《将错就错》里，甘阳几次提到梁启超，说“唯有梁启超天性最为敏感，无法安定于任何一种成说”。恐怕，他是心有戚戚焉。

　　其实，甘阳是否忠诚于自己一时的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始终忠诚于自己的问题。他的论点未必无疑，论据未必可靠，推论未必谨严。但有些人的使命是“把事情说得艰难些”。他是否提出了真问题？平等是否我们向往的价值？文化是否我们内心的追寻？精神世界是否该被市场逻辑轻易占领？多年后有些问题可能不再使人焦虑，但我们不该忘记推进历史的不只是答案。

　　无端想起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一段自述来：“这股潮流将消亡，被别的潮流取代，我们驳斥它的方式将不再被人理解，人们将不再明白我们说的这一切有何必要。”

　　八十年代的“狡狐三变”

　　1980年代甘阳有“狡狐三变”：1985-1986年是提出“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就是反传统”，被认为是 “全盘西化派”；1987年发表《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已着重强调西方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被认为不利于现代化；1988年的《儒学与现代》则已全面肯定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强调儒学是“为己之学”，不应过多顾虑社会功用。

　　1988年的《中国当代文化意识·前言》中甘阳这样说：“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而且同时也有肯定的、留恋的一面，同样，对于‘现代社会’，我们不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安之感。我以为，这种复杂难言，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感受将会长期地困扰着我们……”这是他作为“文化：中国与世界”主编对当时文化争论的表态，真可谓一语成谶。

　　1980年代是“文化人时代”，尽管经济改革一直在进行中，却完全不是当时知识界的议题，人们头脑里想的是大问题：中国文明向何处去？“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陈嘉映说：“一帮年轻人聚在一起，空谈之余，也想做点‘着形迹的事儿’。想做事就要有个人出头，这人就是甘阳。甘阳对人，对书，对思潮，都有一流的直觉。”1985年毕业的北大哲学系硕士甘阳，于是“就把自己的弟兄拉起来了”，成立“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当年的班底，包括这些现在已很显赫的名字：刘小枫、李银河、陈平原、陈嘉映、周国平、徐友渔……而现在来看，中国思想界的自由知识分子，很多曾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分子。

　　通过朋友介绍，他们认识了《读书》杂志当时的编辑部主任王焱，一下谈拢了和三联书店合作的计划。此后短短三四年间他们主持出版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等上百种出版物，成为1980年代与“中国文化书院”、“走向未来”鼎足而立的“三大丛书”之一。尼采的《悲剧的诞生》、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成了畅销书。

　　编委会的解散是在1989年。现在回想起来，甘阳觉得也很简单：“这原本是一个文人朋友圈子，一起喝酒聊天最好，临时聚一起做件事也没问题。时间长了就对大家都是约束，迟早要散的。”至今他对编委会的成就评价都很高：“那些书现在仍然非常重要。”

　　是不是错，将不将就?

　　1989年至1999年，甘阳去国10年，求学于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这10年，编委会一些成员开始“转型”，如刘小枫赴瑞士，走向基督教的“十字架上的真”；陈嘉映赴美国，开始语言哲学的研究；而甘阳本人则转向了政治哲学。他在芝大主要研读“西方文明史”，但“看的书很杂，想的事很多”，在美国政治和美国宪法上也下了很多功夫，此外，就是观察东欧的转型。

　　其实早在1980年代，他就写过一篇影响很大的谈论政治的文章《自由的理念》，介绍伯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但这只是因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和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作为主编需要对此有个说法。

　　真正关心，是到美国后刚好苏联和东欧大转型。因为它们和中国的相近性，甘阳很关心它们是怎么走。1990年到 1991年，他差不多有一年时间在研究东欧，非常失望，转型很不理想。这是他考虑政治比较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之前了解的学说完全不能解释疑惑了。

　　“比如哈耶克的学说是1988年读的，当时非常喜欢。具体到东欧的情况，哈耶克的学说一点用都没有。他的理论以不发生革命为前提。一旦发生了这样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东欧面临第一次制宪，制宪怎么制？谁有资格制宪？这是民主社会，为什么你制宪？那就要选，第一步是选举法。谁来制定选举法？哈耶克模式什么都解决不了。一旦爆发革命，你就必须按照革命爆发以后的情况来处理。”

　　1980年代甘阳也迷信市场经济，因为首先相信计划经济一定是不好的。如果不深思就会认为越市场越好越彻底越好，一切问题，私有化、市场化都能自然而然解决。当时俄罗斯的口号是“500天长驱直入资本主义”。结果，激烈的市场化在波兰和俄罗斯造成的是灾难。然后，就在1992年，《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经济起飞，而且是80年代就开始了。甘阳大吃一惊。两相比较，不但与西方学界的预期相反，而且没人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俄罗斯、波兰经济基础比中国好，改革比中国彻底，政治比中国宽松，文化比中国接近西方，却完全失败了？

　　1997年，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知识分子群体陷入分裂和论战。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愤怒于对市场化的质疑，甘阳却在《读书》发表《自由主义：平民的还是贵族的》，质疑自由主义派在维护的是“不民主的自由 ”。在他看来，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和否定民主与平等，就会使得自由成为少数强者的“特权”，而不是所有人具有的“权利 ”。正如经济学家奈特所说，这是在“把自由和自由竞争混为一谈”，认为自由竞争能自动实现最大自由的人，不会给民主和平等留下空间，因为它们成本太高，结果则是对弱肉强食的默认。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香港学者

　　现在，早上起来，甘阳要喝两壶咖啡、读一本闲书。这是他睁眼做的第一件事。然后呢，当然是点起他的烟。一般一天看一本闲书，完全是消遣的，大概要一个半小时。有了这一个半小时，整个身体才在一个状态上，可以做别的事情。昨天看的是韩少功的《山南水北》，“特别特别好”，于是向我们“特别强烈推荐”。其实他看闲书一般也是英文的多了。

　　他正调整自己，最好是早晨起来不要开电脑。一开电脑，就会发现无数的E-mail。原本收到一封信要很多日子，回复也可以拖一段时间，E- mail却让人无从延缓。又不能完全不看，也许学校有事情呢？一看，就有很多其他消息进来，总有一些事情，比如多年没联系的哥们来了一封信，没什么事，但多年没联系了话多啊，然后就得说点什么。这时就发觉人是非常麻烦的动物。

　　甘阳是1999年到的香港，算是赶在世纪末回了国。他不喜欢人家称他香港学者：“我从来认为我是大陆学者。” 即使在近10年之后，对于香港生活还是有不习惯。他好喝白酒，但在这里只有两三个喝白酒的朋友，一旦他们不在香港，就没有人陪他喝酒了。香港的交通、生活都很便利，但没有大陆那样的知识界场景，没有知性生活。闷，无聊。

　　“通识教育”是近几年甘阳最关心的事情之一。但他对国内的“大学改革”大摇其头。现在国内主要大学都在尝试本科的“通识教育”，力图“门类齐全，无所不包”。甘阳觉得这是让学生误入“什么都知道一点”的歧途，可行的方案是“宁可少而精，不要多而滥”，逐渐形成一个传统。

　　比较理想的，是像美国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美国政治哲学家)学派那样，引导学生思考基本问题。“他不是教你一门吃饭的手艺，教你一个挣钱的行当，是教你去思考问题，让你以原始状态思考，学生感觉被带入很不同的世界。他非常了解美国学生是怎么样的，进大学前怎么想问题，‘意见世界’又怎么被大众传媒影响，这样的人怎么把他带进去。”令甘阳印象深刻的是，芝大本科生第一年进校时傻傻的，基本是“uneducatedguy”，知识面远远不如中国优秀大一新生，但四年下来就脱胎换骨，成为名副其实的“educatedperson”。

　　在香港和大陆两地教书。甘阳感觉到香港学生和大陆学生的不同。香港学生讲究实用，认为香港是成熟社会，基本价值观念都是确定的，不需要多想。大陆学生则更愿意想基本问题，仍有很大的关怀。甘阳说这其实是大陆的优势，所以“我对大陆总比较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