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中，当前的中医西传可算是个异数。其“怪异”首先当然是它逆全球西化大潮而动，另外它传播的时机及地域亦不合常理：具有临床意义的西传(主要是针灸)发生于它最衰败的清末民初，又在它最畸变的文革中间成为西方世界的明星（针刺麻醉）；作为防病治病的手段，它却在医疗条件完善的欧洲、北美获得了比在非洲、南美等地区大得多的成功，尽管中医为西方过度的化学药物治疗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但它的成功显然与其在当地健康系统中的实际作用不成比例。因而可以肯定中医西传中的文化动力大于临床需求。倘将其与西医中传作一比较，则中医主要由西方主动“拿来”而非由中国“送出”。

于是除了它的医学意义之外，中医在西方的形态更是一个“跨文化”研究的理想标本，来反映西方社会如何重组中国文化，以及后者在此中西“文化间际”（跨文化的另一种译法）显示出的“间性特征”，即能与当今西方文化的发生关联，且引起对方兴趣的部分。[注1]

另外，目前在西方的中医与在西方的其他中国“产品”有所不同，它不仅仅是些书本上的描述与观念，也未被凝固在博物馆中，或只是局限于剧场、电影院及某个节日期间。中医是西方社会内部一个现有的职业，方兴未艾，由看得见、摸得着的器物、行为组成。特别是它的执业者大多是当地社会的“原住民”，服务对象更是如此；这点与西方社会里一些主要由中国（亚洲）移民操持的行业（如中餐饮业）不同，也与一些基本对外封闭的移民社团（如地方音乐爱好者协会）不同。这些都使得西方中医现象能够反映西方文化，也使得人类学方法成为研究此现象的利器，因为其长处正是从不同文化的视角，通过对细节的观察来揭示研究对象行为背后的文化规则。笔者在法国20余年的学习、生活中，不经意扮演了这一研究者角色。

本文想通过笔者对在法国中医形态的观察，同时对等比较笔者在中国国内的感受，向中国读者介绍法国居民重组中医及中国文化的行为与规则。将其与笔者的“中国经验”相比较，不单为使在法国的中医更具有“异国情调”来迎合人类学研究的手段，更为了了解笔者自己及所属社会的居民的相关行为与规则（人类学的目的之一）。因为自上世纪初中国社会变迁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医）在自己的发源地也面临被重组与被解读。所以，中医的“跨文化”可以是地域上的——比如从中国到西方，也可以是时间上的，即从中国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

在这次“跨文化”时空旅行之前，先来对我们的研究对象作一番“静态”了解。

中医，其发源地及传播地，文化传播理论

一提起中医，现代人(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会觉得是一种很“特别”的医学，证据是即使在其发源地，它也必须被加上修饰词来与西医相区别（不同时期，称呼各异，如“旧医”、“国医”、“中医”）。而后者在如今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则成了直截了当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医”（想一想“医院”、“医学院”等字眼在我们心目中的意义与形象就清楚了）。其实，就方法论来说，中医根据经验寻找直观临床表现与其治疗方法之间的对应关系，并将此关系通过哲学思辩编织成合理的知识系统，这些与历史上存在过的大多数医学相同。而现代西方医学选择以生物学知识为基础的实证方法论，并以此作为临床探索及知识构架的根本，这倒是医学史上的特例。只不过，在全球（西）化的今天，实证的客观知识结构显然已占主导地位，西医对人体、疾病以及医理的解释均与此一致，所以成为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的”、“正常的”医学。与此同时，原本在中国完全“正统”的中医，却由于被边缘化而“古怪”起来，这与各非西方社会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遭遇相同。

细想起来，中医的古怪首先在它的理（“不讲理”的偏方、秘方当然也有怪的，比如生吞癞蛤蟆等；但由于这部分在中医西传中不重要，故略去）。它以道家元理论如气、阴阳五行等为经纬，通过“天人合一”观外知内方法以及“常识性合理”原则所编织起来的有关人体、疾病、药物的知识（如“肝开窍于目”、“湿热相交如油入面”，“咸能软坚”），以及对治病原理的解释（如“补虚不先祛邪则关门留寇”），与现代科学、生物医学知识不同甚至相反。这就是为何中国新文化运动主将们无例外地对中医鞭挞嘲讽，为何民国政府试图“废医存药”，也就是为何后来中医在中国内地始终要被“改造”，用“科学化”去掉这些古怪的“糟粕”传统。（其实，中医知识系统只为临床使用而建，“科学”与否无关紧要。有关笔者对医学与科学的看法，见拙文“Modernis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n Anthropologist’s View”, in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Chinese Medicine，Ping-Chung Leung et，World Scientific，Singapore，2003）

中医第二个古怪之处在于它前工业式的诊疗技术、器具及产品。不管是难以量化的望诊、脉诊，简陋的针具、艾条及它们的手工操作，还是药物的采集、炮制及服用方式，都与现代医学临床活动以及工业化了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变成了现代人眼中“旧的”、“落后的”事物。于是在中国内地，中医总是需要被“现代化”来与社会生活的其他已经比较“现代化”了的部分同步。

传统中医还有另外一些“古怪”的文化品味，不管是医籍中的文字插图、传奇故事，大夫的装束，诊室的布置，药品的包装，都显得“古色古香”，与现代生活特别是与西医的品味迥异。我们今天在中国内地所见到中医无疑比过去“西化”了许多，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中医院校毕业典礼上的学士、硕士或博士们模仿西医同行而穿戴的帽子、袍子。

以人类学文化传播经典理论来看，中医在中国内地的这些变迁——不管是知识系统的“科学化”，还是诊疗技术的“现代化”，甚至文化品味的“西洋化” —— 都很正常。因为，“一个外来的物件(产品也好，观念也好)必须受到当地文化规则的检验。与后者相容便被接受，否则就要被修改，乃至被摒弃。”[注2]中国内地的中医当然不是一个“外来的物件”，不过其目前生存的社会已不同与它产生于斯的传统社会，主流文化早已倾向于“科学化”、“现代化”、“西洋化”，中医也很自然地象社会其他部分一样受其规则的检验、修改、扬弃。其结果是中医接近内地居民的现代日常生活，接近“正常”的西医，变得不那么“古怪”了。这是中医在中国内地沿时间轴“跨文化”时其形态发生变化的大体规律。

那么，当中医沿着地理轴向西方“跨文化”传播时，其形态发生了哪些变化？受什么样的文化规则支配？这就是笔者在法国所要了解的。

法国中医概况

法国是欧洲最早使用中医的国家之一，具有临床意义的针灸始于上世纪30年代，发展至今，有案可稽的注册针灸医生稳定在1200名左右，而非医生从业人员的人数估计是其三到四倍（法国人口五千万强），在西方可算得是“针灸大国”。近15年来，中医中药、推拿、气功亦渐为当地居民熟知。中医发展的具体标志有：各类中医学校、气功/太极班的数量增加，招收人数上升；中医在媒体上的曝光度增加，且几乎都是正面报道；每年的另类医疗大型展销会（如“软医学沙龙”）上，中医展台、讲座比例逐年上升。此“中医热”现象，与欧洲其他各国相似。其特点为：

1．中医从业人员大多数是本地人，服务对象也是如此。这与英国唐人街的中国移民诊所相异，也与瑞士、德国等自中国内地招聘针灸、推拿师不同；

2．法国医师公会于1956年即接纳针灸，并在1989年为其在医学院开设专科文凭，也正因此禁止非西医师使用针灸。但法国政府对非医师针灸从业人员极少处罚或处罚甚轻，使得“非法行医”反成了针灸业的主流。这与意大利针灸业的西医针灸师一统天下及德国针灸业由西医控制下的针灸辅助医疗人员组成均不同；

3．与对针灸非法行医极为宽容相反，法国对销售中药之控制较周边国家严格，致使业者往荷兰、安道尔、比利时等地邮购。

与中国内地相比法国中医业亦有其特点：

1．几乎所有中医从业者均为个体行医，除6所医学院设针灸专业课外，中医教育大多由民办学校完成；

2．中医诊所集中在城市、富裕地区，正是西医“过剩”之处。如果说，长期以来中医在中国内地作为西医的“地域性”补充，即主要为边远农村缺医少药的地区服务的话，中医在法国则更是西医的“功能性”补充，即针对西医不能或不擅长治疗的疾病，如心身疾病等；

3．与目前中国内地西医、中医、中西医结合三足鼎立不同，中医在法国整个医疗服务中属于弱小的“替代医学”，与正统西医分界清楚，而与同属的、在中国内地从未见闻的各种“替代性”诊疗技术（象顺势疗法、正骨疗法、运动疗法等）亲和力很高。即当地中医业者往往同时会几门其它“替代医学”，而某一门“替代医学”的业者，常常也顺带给顾客扎上针；

4．由于诊费、药价居高不下且大部分无法由社会保险报销，中医在法国几乎成了一种“奢侈品”，不再是中国内地习惯上的“简廉”医疗。

综上所述，中医已在法国持续发展了近80年，传播方式基本上属于法国“拿来”而非中国主动输入，且主要由私人诊所、民办学校服务公众，后者的喜恶直接决定前者的行医、教学方式。可以认为中医今日在法国的形态，能够反映法国本地文化对此外来事物之作用方式。

电针仪及所揭示的文化规则

笔者在法最觉诧异者，不过于针灸从业者及顾客对电针技术的态度。

电针仪的广泛使用应起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内地，据说得灵感于一次针刺麻醉手术中电动捻针机的漏电事故。时至今日，针麻已式微而电针技术及其衍生物（激光、红外线、微波、穴位注射、电离子导入等）则在内地各医院中普遍使用，显示当地针灸与现代高新技术之“亲和力”极高。

而在电针技术历史上的发源地法国，据笔者1996年对300名针灸医生问卷调查，经常使用电针仪者不到5％，其它高新技术产品使用得更少，这与笔者的实地观察一致。笔者就此在论文中作过详细分析，排除生理、疗效、经济、行政等因素，认为法国针灸界对现代技术的这种“疏远”，基本属于文化现象，且不能完全用“回归自然”、“崇尚传统”等西方时尚来解释，而有其更深层、稳固的文化基础。[注3]

要了解电针术的文化意义，我们可以从观察内地的各类电针仪开始。它们的外观、材料、原理、操作及声光显示都与居民日常生活中的现代家电产品一致，亦与西医习惯使用的各类诊断治疗仪相似。其产品的更新也是力图更符合自动化、直观化、精确化等现代工业理念。与此相比，传统针灸采用各种人工手法，凭借施术者与受术者的个人感觉来“得气”，并加以“补”、“泻”；这些原本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自然产生、发展的理念、方法，与现今生活特别是与现代医疗活动格格不入，变得很“怪异”，对法国居民来说更是如此。电针仪的应用则将现代元素导入传统针灸术，而使其“怪异度”减小。

从上面提到的电针仪在中国与法国的应用程度看来，中国居民中试图减小针灸怪异度的行为得到当地文化规则的“奖励”，也就是说在居民们看来，传统针灸术向日常生活及现代医学的靠近提高了它的威望，笔者称之为“相似得奖”。而在法国居民中同样的尝试则遭到“惩罚”（相似受罚）。如果这是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规则，那么中医在法国的整个形态都应被其修正，而且其作用应是双向的，即“相异得奖－相似受罚（奖异罚同）”。结果中医的形态会尽量偏离公众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在西医的诊疗过程）中所熟悉的理念、器物，这种偏离在与中国中医形态的对照时，应更为明显：因为从对电针技术态度来看，在中国内地，文化规则对居民行为的作用正相反（奖同罚异）。

笔者于是观察了法国中医的临床、教学及在媒体中的形象，并与中国内地的中医，作了相对应的比较。现择数例，以飨同好。

田野调查及分析

1）消毒术临床针灸的应用

这是“相似受罚”文化规则的绝佳案例。消毒术是西医引为自豪的外科手术之基石之一，其原理、方法、器具均出自现代科学理念及技术，是西医的主要标识。针灸术由于涉及器具创伤性进入人体，故与外科手术有些相似，事实上法国医疗保险部门直接把针灸术列入“小手术”类。作为西医发源地之一及外科手术发达的法国，当地针灸从业者严格遵守消毒规章应在情理之中，但笔者观察到的正相反：1.从业者无特别施术装备（外套、口罩、帽子、手套等）；2.大多数从业者对自己双手及病人针刺部位的消毒草率或缺乏。

而中国内地针灸师则很乐意通过消毒器具、技术来与西医外科医生的形象接近。笔者在内地一家中医院针灸科作调查时，就曾因未戴帽子受到院长批评：当时正值“三甲”医院的评比，中医院标准与西医院相同。内地出版物上中医师/针灸师的形象更是“全副武装”，甚至在研究人体经络模型时也戴着口罩、帽子，让人忍俊不禁。笔者也曾在某针灸科见到主任助手用血管钳取针，“无菌”意识很强，尽管到头来针具还是被主任触摸过十几位病人的双手所“污染”。

不管这些行为的临床意义如何，它们传递的文化信息是明确的，即：消毒术理念、方法、器具拉近了针灸术与西医外科的距离，其与针灸术的结合在中国内地受到了鼓励；而同样的结合在法国不受欢迎：由于文化规则的“相似受罚”作用，在从业者和他们的病人看来，与西医相似的器具、举动会降低而不是提高针灸术的威望。因此从业者有意或无意地“忘掉”了自己本来熟悉的消毒术。

2）一次性针具的使用

其实，在没有与西医形象相似危险时，法国针灸从业者们会记得消毒理念。比如为杜绝病人之间交叉感染的一次性针具，其在法国的使用就比在中国内地普遍得多。但就在这看似消毒/无菌意识极强的一次性针具的使用中，法国从业者的一个小发明透露出其仍然受“相似受罚/相异得奖”的文化规则左右。

为了减少一次性针具的消耗，许多法国从业者把每位病人使用过的针保存在一个玻璃管或信封内，供他下次再用。这看来机巧的发明，其实犯了消毒理念的大忌：对一位外科医生来说，手术器械别说使用过，就是打开消毒包，即被“污染”。这与手术的规模无关，比如给糖尿病患者反复使用同一针头注射胰岛素，不管在法国还是在中国都是不可想象的。而同样在法国，却能容忍针灸界给病人在一个疗程（通常可达10周）中使用同一套不经每次消毒的针具。“储针小发明”的流行，说明在法国，针灸从业者及病人眼中的针灸针完全不同于他们熟悉的事物如注射针头，不必受他们熟悉的理念如消毒术制约。于是这种“匪夷所思”的小发明，却因其怪异反倒能受文化规则的鼓励（相异得奖）。

3）新穴位的发现与命名

这里讲的是经外奇穴。中国内地自成为现代社会后，针灸从业者发现了不少经外奇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其数量甚至一度超过了经穴。这些新穴的命名与传统穴名不同，除带政治色彩外，其中不少借用解剖、西医术语，如“兴奋”、“安眠”、“扁桃体穴”、“三角肌穴”等。[注4]

法国针灸界也有自己发现的新穴位，但却从来没有将其与自己所熟悉的现代知识或西医相联系，也不按自己所熟悉的西方科学惯例，即以发现人的姓氏命名医学发现（如MC Burney氏点），而仍旧依附于原传统穴位，如神门（甲）、百会1、百会2等等（当然中文穴名对非中文地区居民是件很头痛的事，他们习惯用脏腑经络名称按顺序排号来称某穴。比如神门在法国被称为“心经第七穴”，新穴则在原名后面加上个bis）。

如果说在新穴位发现上法国针灸界不似中国内地勇猛的话，他们偶尔也会有些惊人之举。比如某牙医针灸师所发现的按牙齿排列的一整套新经络。对如此革命性的发明，该牙医却未以自己的姓氏或口腔科专业术语命名，也不仿效耳针、足底按摩等神经反射疗法思路，而是将它们按中国传统的脏腑、阴阳、表里排列，即每颗牙都有相对应的“心”、“肝”、“肾”等。

看来，不能简单地认为法国针灸界/中医界保守或传统，他们创新的意识和能力或许与中国内地中医界不相上下。但对新发现的命名上，由于文化规则的支配，他们会有意或无意地趋向于与自己本土文化理念、事物区别巨大的中国传统方法，避免使用自己生活中熟悉的或西医习惯的方法和术语，这样才能维持新发现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而中国内地文化规则的作用正好相反：必须远离已经在现代人眼中显得怪异的传统命名法，采用目前大家熟悉的现代科学知识或西医术语，新发现才容易被接受。中法针灸界对新穴位的不同命名看起来是对传统与现代喜好的差别，其实反映的是该命名与当地社会其它部分比较时其“怪异度”增加或是减少，以及受当地文化规则的鼓励或是惩罚。

4）“幸福宝宝穴”

笔者在法国不时看到有孕妇到诊所定期针疗，所针刺穴位只是双小腿处“筑宾”一穴，细问方知此法在法国颇为流行。各从业者方法略有不同（有在孕程的3、6、9月施术，有的3、4、6月），但效果一致且奇特：据说除安胎、顺产外，还可使婴孩阴阳平衡，身心健康，进而一生快乐。故被称为“幸福宝宝穴”，术者及顾客都深信此乃中国传统针术所传。笔者经查证实，此乃法国针灸界自己的一项发明；这里不讨论其实际临床效果，只看它是增加还是减小了针灸的怪异度。

针灸能影响孕妇、胎儿，这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确有记载、应用，比如因为能“滑胎”而被列为孕妇“慎用”或“禁用”的穴位就不少，其中一些还被用来治疗滞产；胎位不正也能灸治；针灸还常常被应用于产后恢复——尽管这些都不是针刺“筑宾”穴的作用，而是另一些能调整孕妇气血或子宫状态的穴位。增加或减小子宫的收缩，可实际观察，不能算怪异；调节人体气血在现代人看来当然很玄，但作为针灸的基本理论，也并未增加其原有的怪异度。“幸福宝宝穴”的特异之处是刺母体穴位来调节胎儿之气血，而且于孕程之某些时刻；一旦达到目的，其对婴孩体质、情感的作用可维持一生。这些却是连中国古人也未想过的，使得传统针灸术显得更加神奇，与法国社会居民的日常知识距离增大，于是这项发明受到前面提到的文化规则鼓励而得以流行。而类似的行为，在今日的中国内地恐怕是要被冠以“迷信”之名加以剪除的罢。

5）“无病付酬制”

在法国笔者听得最多的对中医的赞美之一就是：中医好，中医医生的职责是保证村民不生病；要是一年之中村里有人生病了，那他年底就拿不到报酬了。结论：中医与只顾治疗的西医不同，是预防性医学。同样的故事在当地电视节目中、在报刊杂志上屡屡出现，广为流传。

笔者查证，此又为法国居民对中医的一项发明。诚然，“治未病”的理想一直是中医的追求，但即使在传统叙事中，治未病的上工也根本当不上医生，只是名不出户的平凡人；而“只会”治大病、重病的下工，才会成为像扁鹊那样的名医。至于医术与酬金挂钩，在古训中也只限于“治不好病，分文不取”；境界最高者如董奉，也还是以治愈为标准种树，而且小病治好种两株，大病治好种三株。可见，医生主要管治病，病越重收酬越高，不管在古今中外都是常理。

而法国盛传的“无病付酬”的中医传奇，却与此理相悖。也正因如此，使得中医显得更加怪异而可信。这又是一个例证，显示出法国居民有关中医的思想、行为，会受“相异得奖”的文化规则修正。

反观中国内地，有关中医的这类新的怪异的故事就难以产生、流行。即便是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医的一些传奇，如扁鹊得异人禁方而能透视人体五脏等故事，也会被“集体遗忘”。这表明在中国，将中医远离生活常识的行为会受到文化规则的惩罚——“相异受罚”，与在法国的文化规则的“奖异”作用正相反。

在法国，像这样当地居民与中医有关的行为受到“奖异罚同”文化规则左右的例证还有很多，如对传统中医理论的发挥、脉诊的学习与应用、中医书籍的装潢及插图、中医学校的命名……这些细微的人类学证据清楚表明上述文化规则作用在法国地区中医的各方面都有表现，是一个普遍且基本的文化规则。在此规则作用下，前文描述的传统中医三个古怪之处（观念、操作及文化品味）在当今法国不但被保留甚至得到发挥。当然，该文化规则的作用有所侧重，比如对“显性行为”象上述针具选择、新穴命名等，“奖异罚同”作用很强；而对“隐性行为”象就诊方式，作用就弱。中医在法国的形态也会受当地政治、经济、风俗等其它因素影响。不过，同中国内地的中医变迁相比，法国地区中医的独特之处正是由当地这种文化规则对居民有关行为的修正所致。而该规则来源于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国印象”，有关这点下面我们另文专门讨论。

对内地中医的启示

笔者认为不应该把这些我们中国人眼中的“奇风异俗”仅仅看作是法国居民对中医无知或狂热的表现（尽管笔者自己不能完全做到）。中医在法国的形态，其实是法国文化的一个产品，不必苛求其与我们所习惯的中医一致。更进一步，我们应该能从两者的对比中，看到自己心目中中医形态后面的文化规则，从而在作评判、决定时知己知彼，不掉入先入为主的误区。

以上对法国中医形态的研究至少能给我们这样几点启示：

1．今日各地区中医之形态，无时无刻不受到当地的文化规则影响，即后者对当地居民与中医有关的思想、行为的“奖/罚”作用。应该说，中国内地尽量将在今日显得怪异的中医向日常生活及现代科学技术靠拢的文化规则，与整个传统社会变革后的总文化规则一致，中医的变化也同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一致，在文化传播学上应属于“正常”现象。然而，通过对法国中医的观察研究，我们知道这种“正常”的现代中医并不是中医发展的唯一形态，也不会自然就比其它形态更“高级”、更“正确”。

2．在中医国际交往中，应宽容得体：各社会文化规则不同，中医形态则各异。中医在他国的形态并不完全代表中国文化，而更是当地居民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的习惯对中国文化及中医的解读，对此不必惊诧反感。同时也不必曲就逢迎：中医最引起他国（特别是西方）居民感兴趣的部分，未必适合中医在中国的发展。

3．了解自己社会中支配中医的文化规则，可避免仅以文化口味来评判中医。中医在原传统社会中产生、发展，除带当时当地文化色彩外，它首先是一种医学，即对疾病与其治疗手段的规律的探索；不管何时何地，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疗效上。评判中医今日之形态乃至规划其将来之发展，应看这样的形态能否继续或更有效地利用原有临床成果，能否继续或更有效地获得临床新发现；而不应拘泥于“传统－现代”之争，或“正统－异端”之争。

今日谈论中医的现代化，应该能够跳出工业理念、科学主义等框框，让其在最有活力的临床实践中，自然形成与当时当地社会相适合的形态。从这个观点看，多样化是中医在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而营造宽松环境来促成中医的多种形态则应该是发挥中医现代活力的基本策略之一。

注1：王才勇，《中西语境中的文化述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第231页；

注2：Murphy R. F., Cultural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New Jersey, Ed. Prentice-Hall, Inc. Enlewood Cliffs, 1986, p.203；

注3：贺霆，《中医在法国社会中的文化变迁——传统化定式思维与西方中国印象》（法文），法国高等社会学学院，2004，第4章；

注4：上海中医学院等，《赤脚医生手册》，上海科技出版社，1969，第6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