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是在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全球化机遇，回应挑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不是被动地融入全球化，融入全球不断细分的产业链，由跨国公司包办一切。如果今天失去自己的科技、工业、经济主权，明天将会加倍付出代价。

（高梁，1985年进入国家体改委研究所，曾参与多项有关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的研究。现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经济和科技政策。关注全球化、市场化过程中国家骨干产业的安全和发展、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等问题，参与了政府机构委托的若干重点课题研究，发表多篇论文，著有《挺起中国的脊梁——全球化的冲击和中国的战略产业》一书。本文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

玛雅：你在2005年提出：警惕跨国公司借改制之机吞并中国装备制造业骨干企业，至今一直在呼吁。去年6月，国家成立了外资审查机构，对重大外资并购项目进行审查。9月，商务部等六部委《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正式实施。国家政策出现调整，带来哪些变化，目前情况怎样？

高梁：去年6月，国务院在西安召开振兴装备制造业工作会议，发布了《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制定实施细则，对国产重大装备的生产、采购、税收等实行鼓励政策。在大环境上，过去那种只许说“外资好、合资好”的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主流媒体上，包括电视上也出现了反映实际问题的报道。这说明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对已经出现的问题给与关注，要趋利避害，防止外资的恶意并购。

玛雅：国家加强了对外资并购的管理，徐工、洛轴等并购案于去年8月被叫停。凯雷并购徐工案至今没有最后结果，所引发的争论却持续不断。你认为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

高梁：徐工并购案之所以吸引无数眼球，在于它的标志性意义，涉及开放政策的把握、产业安全和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外资并购一度被鼓励作为大型国企改革的重要途径。徐工改制上了电视，但在画面上，工人发表意见，只说好不说坏，显然有诱导性。

徐工集团（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1989年由徐州市整合数家工程机械制造公司形成。在工程机械行业中的销售额连续多年居行业第一位。总资产70亿元，主营收入100亿元，出口1.2亿美元。2005年利润4亿多元，2006年的指标是5亿。根据并购方案，凯雷以2.55亿美元，收购徐工85%的股权。

舆论对徐工改制有很多批评，主要因为三个问题：第一，违反国家产业政策。徐工是汽车整车和专用汽车生产企业，中方股份比例不得低于50%。第二，低估资产，涉嫌贱卖。85%的股权只卖20亿元人民币。徐工员工说，“20亿元就卖了中国工程机械的半壁江山。”第三，涉及不规范操作，说明交易缺乏有效监管，为国有资产流失打开了方便之门。

徐工并购案的要害是产业安全问题。有人说，根据WTO，只要不是军工企业都可以卖给外资，“徐工肯定和安全扯不上边”。还有人说，在中国注册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论调。什么叫军工企业？什么叫非军工企业？徐工今天是一个非军工企业，一旦到战时，只要它是国有企业或者国有参股企业，国家就可以对它发布动员令，转而加工军品。如果被外资控股，变成了外国人的企业，国家凭什么调动它？任何国家都要保持这种动员能力，因为谁也不可能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专业军工体系准备打仗，美国也不例外。所谓国力的概念，就包含了国家工业和科技基础的平战转换能力和国家动员能力，工业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才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一国的国防科技工业必须植根于全国的科技和工业，与之融为一体。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仅靠少数“军工企业”来支持国防。例如多数材料、零部件必须依靠民用企业来生产和研发，亦军亦民。军民结合得越好，国家竞争力就越强，反之就会出问题。经济学界很多人机械地把“军工”和民用工业分开，甚至有人主张“国家只要控制军工，其他企业放手让外国人并购”，这是极端错误的。如果国家工业的民用部分统统变成了外国人的企业，“军工”也就失去了土壤，不仅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国力也大大地打了折扣。所以，任何国家对自己工业的骨干部分，都不会轻易出让。有人拿“波音公司的设计生产在全球发包”说事，这是外行话。谁听说过波音的型号总体设计和总装是让外人干的？俄罗斯垮到今天，基本的骨干制造业都没丢掉，尽管那么困难它都不丢。普京签署命令，1000个国有大中型企业不许卖，因为那是他的命根子。中国今天从上到下，有人急着要把自己综合国力的命根子让给外国人，实在匪夷所思。

国有企业改革中，有些企业多年陷入困境，惨淡经营，做不下去了，出卖、破产，是出于不得已。可徐工是个好企业呀，为什么要卖？这里有个国企改革的基本理念问题，值得认真反省：改革国企是为了使我们的国有经济更加强壮，更具竞争力，还是说只要把它灭掉就达到了目的？这两种改革理念是根本对立的，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尖锐问题。我坚决反对后一种主张。

徐工并购案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企业的范围。当前，外资乘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机会，积极并购各主要行业的骨干企业，以图控制这些行业的主导权，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对我们的制造业垄断市场、控制产业，威胁我国产业安全，损害我们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一个具有巨大成长潜力行业的排头兵企业，如果就这样被贱卖，被外资控股，这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允许的。美国有那么大的技术经济优势，对中国企业收购它的企业却十分敏感和严厉，连IBM和尤尼科这种无足轻重的并购案都被它的政府叫停。凯雷并购徐工，竟有美国政府高官来华游说，可见其中的政治意图。而我们的一些学者，却以“市场决定”为说辞，鼓吹“不要怕徐工被外资并购”。这是在帮谁说话？

玛雅：中国加入WTO已经5年。入世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有哪些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汽车行业被作为中国入世的一个“标杆”，“不但没有垮，还取得了历史性、跨越性的进步”。对此你怎么评价？

高梁：WTO带来了两面效应：一方面，对我们一些竞争力比较弱的行业，特别是还没有做好准备的国有企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一些具有自强自尊意志的民间企业家奋起竞争。在这几年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取得了今天的好局面，比如汽车工业。

有人说，因为加入WTO，我们的汽车便宜了，而且只强调这一条，好像自由贸易就是万灵神丹。而且就是这种人最起劲地鼓吹“不要搞自主汽车品牌”。这几年汽车业确实发展很快，价格下降，但决不能仅仅归功于入世。况且国内小汽车多数仍是外国品牌，几大主流汽车制造厂实际上被外资控制，这并不是什么光荣。国内经济从1990年代末的相对萧条转为繁荣，使汽车市场高速成长，这是中国购买力积聚十几年的必然结果，不是WTO的单一成果。降低关税对降低价格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国家六大汽车企业全部被外资控制后，在地方上一些中国人主导的企业发展起来了。过去一辆夏利10万多，吉利出来后被迫降到5万，因为吉利才卖3万多。所以，不是因为降低关税，而是自己的民族企业在夹缝中成长，逼迫这些合资企业降价。2002年以前，这些合资企业天天吵吵“汽车没有降价空间，大家抓紧买”，是不是有价格共谋？那时捷达、桑塔纳十五六万，奇瑞、吉利一出来，不得已被动降价，其实它们的成本不会超过七八万。所以，汽车价格下降，是真正的民族工业的竞争和崛起带来的，WTO带来便宜外国品牌车不值得骄傲，激发了民族汽车工业的成长只能说是“外因”，真正起作用的因素，是中国人自己“争气”。

不仅是汽车业，在信息电子工业，国家在科技方面的种种政策，支持鼓励民间企业成长，也产生了多家竞争的态势。尽管外资企业占了很大比重，但是不可能在中国维持垄断地位。在这种竞争中，中国企业在慢慢成长。于是有人说，正是因为开放才有民族工业的成长。这也是片面的。不仅仅是因为开放，而且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才使得民族工业才有底气，敢于竞争。如果按照某些人“全方位开放”的道理，根本就没有民族企业可言，早就被灭掉了。

玛雅：入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机会和动力，也带来挑战和风险。5年过渡期已经结束，未来中国在WTO框架内和经济全球化中，应当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高梁：所谓的5年过渡期，我们没有严格履行，而是在加快，有的是一步到位。比如在很多领域不限外商投资，不限股比，欢迎并购中国企业，欢迎外商独资，这方面走得比协议承诺的还快。

有人试图把WTO协议凌驾于中国法律之上，认为应该用WTO来规范我们的法律。这种想法是把一个起码的道理给颠倒了。对一个主权国家来说，究竟是国内法大还是国际协定大？这是一个原则问题。WTO协议我们签字画押了，但有些内容是有弹性的。比如说，允许外资在汽车企业控股，是说我们不设硬性限制了，但并不是说必须让外资来控股，也不是规定要把企业全部卖给外资。关于股权比例，是双方谈判决定的内容。凯雷争论中有人说，“WTO定了，允许外资控股，为什么不让外资控股？”这是偷换概念。

偷换概念还不止这些。最早说开放、引进外资是要利用外资，促进发展。后来又变成“经济全球化时代，就要融入全球化，融入全球的产业链”。言外之意是，我们应该老老实实留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给别人打工，不要去和美日欧竞争，搞产业升级、高技术产业，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搞高技术产业得不偿失。从“利用外资”到“融入全球化”，从WTO“可以”让外资并购，变成“必须”让外资并购，不让并购就是违规。去查查看，WTO哪条说中国的企业必须卖给外国人，必须让外资控股？如果是那么定的就是卖国条约，就是《二十一条》。一个企业同时负有社会责任。排头兵企业是全民财产，不能少数人说了算，私相授受。社会公众有权对重要企业是否与外资合资、合资的比例发表意见，有权提出反对。这并没有违背WTO，但在一些人眼里却成了大逆不道，好像在WTO框架内维护自己国家的权益反而错了。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误区。

再如，允许外资在国内设立银行，并不是说可以无条件地让外国银行进入中国，无条件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有的部门竟要求银行改革必须引进外资参股，世界罕见。美、欧、澳大利亚对外国银行的进入都非常谨慎，双边协议都写得漂亮，但实际上设一系列的限制，用明确的规范来卡你。“卡”的意思是什么？是保护本国市场，不可以全部让出。也就是说，本国法律和国家之间的协议在实际操作中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就是各国根据自己在国际竞争中的位置和国家利益设出的一些具体限制。比如在国际贸易中，各国为了限制外国商品无限制地占领本国市场，在关税保护壁垒撤销后，必然要采取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来保护本国市场。否则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欧美的轻工业全部被中国和亚洲企业冲垮，而中国的装备工业全部被美日冲垮。这将是本国经济结构的重大损失。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经济结构的相对健康和完整，就不得不设限。这是各国的惯例。

中国经济现在貌似很强大，其实是大而不强，一些重要产业的竞争力、技术水平还差得很远。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自己的产业结构升级，国家一定要保持对高端产业的控制权，并在不妨碍竞争的前提下给以适当的保护和支持。而外资恰恰是在利用WTO规则，侵入我们的装备工业、高技术产业，企图通过“产权流动”来控制这些产业，达到消灭竞争对手的目的。

如何在WTO框架内和经济全球化中有效地保护本国权益？我的基本理解是：我们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最高原则只能是本国利益，而不是外国加给我们的紧箍咒。我们当然应该尊重协定，但在协定框架内，应该尽最大努力来保护自己国家的权益。这个国家权益，可不是今天多买几辆便宜汽车，多看几部美国大片，消费者得到更多享受，商人多赚点钱的权益。真正的国家利益是产业的升级，是国家竞争力的增长。如果我们用WTO作茧自缚，被动地、亦步亦趋服从这种规则，把国家竞争力削弱了，失去了自己未来发展的空间，那将是违反国民根本利益的大错，是对我们的后代不负责任。

玛雅：有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全方位开放。外国企业说，“把GDP留给中国，把利润都带走！”从外贸依存度和外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来看，应当如何评估中国目前的开放度，以及对国家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影响？

高梁：从对外贸易结构来看，可以说我们在全世界同等规模的大国中，开放度是最高的。这种过高的外贸依存度，特别是对某几个市场的高度依存情况，现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既定结构。有人认为这是好事，我认为喜忧参半，这种既定结构对未来的宏观经济蕴藏着潜在的危险。

再看外资，中国的外资是少了，还是多了？有人说，中国人均吸收外资才40多美元，还远远不够，世界平均水平是80多美元。这是谬论。如果我们达到人均80多美元的水平，中国就没有民族企业了，就变成经济殖民地了。2005年，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比重达29%，进出口额占58.5%，税收21%，直接就业占11%。从1992年开始大量引进外资到现在短短十几年，中国积累起来的外资形成的生产资本占GDP总量28%，世界平均水平是18%。这么快的势头，我认为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有人还说，按照吸引外资占GDP的比重，中国也是处于很低的水平，但却不敢说具体是多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才是要害。外资占国家经济的比重，而不是人均水平，才是测度一个国家经济安全性的基本指标。如果比重太大，国家经济完全依赖外国，就处于绝对不安全。如果一点不要，可能会丧失很多机会。

我根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各国经济统计表，选了80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的数据做了个计算，1998年到2003年各国外资占国民经济的比重（FDI/GDP）：中国是4.1%，处于偏上水平。美国、加拿大是3.4%。美国外资吸收量世界第一，但它的经济总量是中国的8倍。英国在发达国家中比例最高，4.3%。英国的汽车产业覆没了。我们是在英国的水平。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等国3-7%。东欧国家这么大规模地吸引外资，本国的骨干工业都灭掉了，比重才3%，当然有个最高的7%。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经过严重的金融危机，比重不到3%。南美是美国的后院，依赖外资最严重，一般是2.4－3.1%。最高的是玻利维亚，7.8%。其次阿根廷，5.8%，已经足够引起一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这样的情况下最后形成政治反弹，右翼下台，左翼上台。

通过这个国际比较，我认为，我们在吸收外资上现在是偏高的。一个国家对外资的依赖程度是要有一个限度的，因为外资有流动性，可以撤走。过分依赖外资还会导致收入外流和本国民众贫穷化，甚至出现阿根廷式的经济风险。阿根廷国企改革全面向外资开放，全面出售，国企最后只剩百分之几。全国100家大企业中，以国资为主的仅有7家。最大的10家银行中，7家是外资银行，控制了全部资产的62%。外资在总销售额中占的比重约70%。跨国公司控制了总出口的90.4%，进口的63%。金融主权、经济主权丧失，结果在金融危机加经济危机一起作用下，国家收入水平在两年内减低三分之二。这样的事情要是放在中国，可能要严重得多，因为阿根廷饿不死人，中国会饿死人。

中国经济正在成为一个依赖外资和外需的增长结构。现在平均每年9%以上的增长中，外资牵动部分占近三分之一，2.7%。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结构，一旦出现大的波动，将给中国带来一大堆问题，如失业问题、金融问题，等等。最后就是对本国战略产业的威胁，这就涉及更为根本性的战略问题了。

日本有经济学者指出：中国国家昌盛而民族工业走向衰亡。中国在高速发展中，并没有成长出一个自主的、靠自己的技术进步来支持的工业体系，这和日本的发展道路完全不同，和美国道路也完全不同。日本战后把“保护、扶植、加强民族产业及民族系统企业”作为政策的头等大事，在材料、汽车、电脑、半导体等各领域限制外资，想方设法提出对日本厂家有利的政策。如果中国的民族企业在国内市场也被外资逼入困境，中国经济有可能被外资左右。中国是出口大国，但其出口中60％都是外资企业的出口，这反映了民族企业难以发展的中国经济的本质。

日本人这是在讽刺我们，是在看我们的笑话：别看中国是高度增长的经济大国，但并不是一支不可辱的力量。

玛雅：上述分析是否值得重视？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对于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长远战略利益意味着什么？

高梁：经济安全问题要从几方面来看：首先，它有一个前提。一个国家大的发展战略如何，是判断当下经济安全形势是好还是差的一个基础。比如说，东欧小国几千万人，有些行业，特别是军工行业不要了，投入北约，国家安全、国防安全都寄托在北约的保护伞下，自己的骨干企业无所谓了，所以私有化就全面放开了。而且小国必须有很高的开放度，才能形成规模化经济，自己不可能什么都有。所以对他们来说，经济安全的意义和对我们完全不同，因为我们是大国。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开始时的政策和东欧差不多，也和北约好，和美国好，以为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但是非常遗憾，历史证明，大国有自己独特的安全利益和民族利益。这是无法改变的，除非你分成十个八个小国。我想，中国谁也不希望分裂。既然这样，就要从我们大国地位这个现状看问题。大国地位就要有大国战略，就要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包括产业利益，就要在世界上负起一个大国的责任——维护力量的均势，维护世界的和平，维护地区的稳定。这种大国战略，没有自己的骨干产业是不行的。这是个前提。这个前提决定了我们对待国企改革、判断开放中并购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第二，我们不仅是个大国，而且是个发展中国家，科技、工业的水平相对落后。很大一部分资源、人力还要放在基本的工业化、为世界生产廉价的消费品上，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又处在一个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有的工业基础要升级，要吸收外来的先进技术，要产生新的格局与行业，就必须要保持自己的工业产权。作为后进国家，本国企业竞争力本来就不如发达国家企业，国家对本国企业的控制权就尤为重要。不控制产权，就没有国家对本国经济的控制权，就没有经济主权。没有经济主权，就没有国家安全和政治上的主权。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逻辑。

有人说，不能因为徐工并购案改变中国的对外开放形象。生怕制止外资的恶意并购会“影响自己的形象”，这话听着就好像一个女人，成天梳妆打扮，想着怎样取悦大老板，生怕失宠。把自己的国家想象成这样一个国家，我认为绝大多数国人不会答应。哪些人愿意打扮，好去嫁外国人，自己走人，让我们愿意干的来干。

日本人讽刺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成长过程中，不知不觉失去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建设、自立自强自尊的发展理念。这才是典型的“弱者心态”，是不想依靠自己的努力，一门心思指望靠外国老板恩赐，免得自己辛苦的心态。这和改革开放初全国上下“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劲头差得多远！有人还自诩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看看历史，世界上哪个强国是依靠他人，靠投机取巧发达起来的？说得不好听，这是一种畸形的心态和发展理念。如果不扭转这种心态和理念，不改变目前这种增长结构，以自主创新、通过增强创新能力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科学发展观就会落空。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发展观。片面依赖外国资本的发展模式是违反科学的，是害国害民的。

科学发展观有四个核心内容：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建设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这不是单纯的口号，是战略的调整。说明国家决策层清醒地看到了中国面临的一些根本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就像很多网民指出的，有人试图把中国拉向殖民地型的资本主义，包括用WTO来做紧箍咒，要中国改变根本的国体和国家的根本方针。中国的改革开放只能坚持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而在有些人看来社会主义是遮羞布，是“挂羊头卖狗肉”。但是，甚至连主张完全私有化的人士中，也不都同意依附性的发展方式。比如两税合一，就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为什么？因为这么搞下去，对中国民族资本家也造成巨大威胁，太不公平了。所以，甘当外资附庸的那些人，群众基础并不广泛，很多民族企业家也不会认同他们。

体现在这种畸形发展观的背后有一种哲学或者文化的理念。有人在散布，中国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社会主义什么都不好。出了什么问题都是社会主义的错，都是政府的错，都是国有企业的错。相反，什么好事都是私有企业的功劳，都是开放的功劳，都是外国大老板的功劳。这是一种错误倾向。所谓崇洋媚外，不仅仅是喜欢外国电器、汽车，现在深入到一些根本性的观念，只要是外国的制度，一定比中国的好，只要是私人的，一定比国有的好，特别是外国老板的，更比国有企业好，所以要改造中国的国有企业。这个问题超出了经济范畴，是一个文化范畴了。

玛雅：美国财长保尔森去年9月警告说：“如果中国不迅速采取行动，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就会面临来自其他国际经济利益相关者的反弹。”最近，美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施瓦布又表示，中国改革步伐已开始放缓，这将使中国和全球经济面临风险，并将损害美中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美国不断向中国施压，是不是出于某种战略考量？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会不会发生影响？

高梁：不排除这些可能。这次WTO五周年，有人大造声势，可见外国资本在中国能够呼风唤雨到何种程度。照这样下去，中国的政策被影响，是不奇怪的。

对我们国内现在这些纠偏的呼声，以及政策的出台，美国当然会很敏感。但有一条别忘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人自己决定的，中国人自己说了算。这是国家的主权。要开放到什么程度，在WTO大的框架、原则下，我有权来调整自己的政策，轮不着你来指手画脚，教我怎么做。

国外有这种声音，国内也不乏有人在呼应，想让中国的改革开放朝着依附型的、以自由化的资本主义作为基本理念的发展道路上去，或者就是拉美化发展道路上去，当美国的后院；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它就落井下石，让你GDP下降三分之二。我们不希望这样的结果，我们不是美国的后院。经济主权和政治主权一样，同样是我们自己说了算。中国人争了将近200年了，争的就是自己的主权。

有些人要拿美国的指示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最好到美国去，不要拿着美国的绿卡来告诉中国怎么做。他们理解的改革开放，不是大多数中国人要的改革开放。这是一个不可不辩论清楚的问题。不要把“改革开放”当成意识形态，当成不可侵犯的教条。这是一种中国文化的缺陷。外部威胁你，要把你推向殖民化；内部一有人提意见，就要扣“反对改革开放、开倒车”的帽子，就都不敢说话了？真理越辩越明。不要拿外国人来压中国，也不要以为开放就是施加一种外部压力使中国顺着某些人的意图走。

警惕外资并购重点企业，关系到国家战略利益。自主创新，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这是国家的长远和根本利益所在。排头兵企业都被外资并购了，以什么为创新主体？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新型工业化道路还要不要走？这不仅仅是产业的问题，而是大政方针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是在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全球化机遇，回应挑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不是被动融入全球化，融入全球不断细分的产业链，由跨国公司包办一切。如果今天失去自己的科技、工业、经济主权，明天将会加倍付出代价。

玛雅：歼10问世是中国军工产业的新成就，坚定国人在改革开放中走自主创新道路的信心。对于今后的国企改革和对外开放，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和建议？

高梁：歼10的成功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18年搞成，研制的过程就是我们的技术和制造水平不断升级的过程。美国按照现在的能力，研制一架新型战机可能用10年左右，我们还没有这样的能力。能力和国家的科技和工业基础关系太大了。但是至少我们自己在做，在干的过程中就提高了能力。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国防实力，在今天世界上无法生存。试想，俄罗斯当年如果没有那么强大的军工基础，苏联一解体，本土不知会分裂成多少块，早就不是今天这样了。恰恰是它保持着一个强大的武装力量、强大的科技能力，没有人敢轻易动它。今天有人说，我们国家这么大，没有谁敢欺负我们。这是短视，是无视历史常识，自欺欺人。国家虽大，人家在琢磨把你变成7块，你连自己的国防基础都不要了？没有了强大的国防，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13亿老百姓怎么办？真到出大问题时，台湾、南海等地就都独立了。

有人说，国有企业搞军工，都是权势集团、利益集团，是为了骗国家的钱谋自己的利益。我们不否认有这种因素，拿了国家的钱，自己花着方便。必须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国企包括军工企业的效率。但是如果取消军工企业，取消国有企业，我们更没好。私人占有大油田，占有航空、港口、铁路，油价涨到天上去，交通费用涨到天上去，对老百姓是福还是祸？不要以为国家对某些自然垄断行业的控制是绝对的坏事，它可能恰恰是提供全民福利的必要条件。

对于今后的国企改革和对外开放，我认为，首先必须以产业安全作为底线。我们必须正面应对高度开放条件下国家的经济安全面临的挑战。经济不发展，安全固然得不到保证，但在今天高度开放条件下，决不能回避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事实。

第二，国企改革的思路必须调整。要完善政府监管功能，加强产业政策指导，严格企业管理，稳步推进改革。

国企改革改到今天，实际上只剩下国有大企业了。其中主要部分是基础产业、战略产业，这是国力的根基，其主体还得是国有企业。国家的改革指导文件一再强调，国有经济要有进有退，改革不是国有资本简单地“退出竞争性产业”。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完成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产业的战略布局和整合，这是一个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战略问题，战略问题是不容许犯错误的。例如矿产、电力、石化等是工业的上游，属于“技术推动型”行业。它们和下游的消费品工业不同，对技术进步的要求大于对市场需求变动的适应性的要求，产权制度对这类企业不是第一位的问题。而装备工业面临强大的外国竞争对手，国家必须支持和给以有限保护。这两类企业的改革必须以保证在国家控制下有效运行发展作为底线，绝不能“一卖了之”。很多地方规定期限完成国企产权改制，甚至对这类企业也搞“MBO”，是极其错误的，必须制止或追究。

应当坚决扭转“鼓励外国战略投资者参与国企产权改革”的思路。有人说“国有大企业私人买不起，只好卖给外资”。这是将“私有化万能论”延伸到“送给外国人有理”的极其荒谬的“改革思路”。企业经营的好坏，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中企业领导人的能力和品质具有决定作用。以为只要一搞私有化，就能解决现代巨型工业企业的问题，这是无知。鲁能私有化，国资委都不知道，胆子太大了。所以，当务之急是纠正非理性的改革思路，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管，加强企业管理，整顿领导班子，端正作风，惩治腐败。

第三，要从政策和法律上规范外资并购行为，完善监管的机制。对本国大企业的产权保护，是国际惯例：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具有完善的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管理机制，对外资并购国内制造业实行行政与法律干预。美国一方面指责我们限制外资并购是“放慢开放”，其实，美国自己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是非常严格的。美国国会专设外国投资委员会，功能就是审查外资并购，并授权总统可以以妨害国家安全的名义，否决敏感的外资并购案。中海油并购尤尼科失败，就是受到这个机构的反对。俄罗斯早在2004年就公布了1000多家企业的名录，规定这些企业的私有化（还不仅是外资并购），必须经总统批准。而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拿出一个针对外资并购的可操作的办法，一些部门实际上还没有经济安全的意识。

我建议，国家尽快制定企业保护名录，上了名录的企业不准外资控股；全国人大设立外国投资委员会，代表国家对大宗外资并购进行审查，并授予否决权。要加强对国企改制和产权交易的监管，特别要制定针对外资并购的管理制度，严格纪律，加大惩治腐败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