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玛雅 

这是来自中共高层的声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面对着巨大的考验和挑战。

因为出自执政党之口，这种“告急”严峻、厚重，又不乏新锐；蕴涵着危机感、悲剧感，又具有使命感。共产党又一次开始自我批评、自我反省、自我纠错。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拥有绝对领导权到寻求合法执政权，从第一代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国人挥手，到第四代执政者在就职亮相时对人民鞠躬，共产党从神坛上走了下来。

更多贴近人民立场、国家利益、未来生存。在此历史转折时期，还伴随着更多的期盼和悬念。

对话嘉宾：

黄卫平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教授

潘 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王长江 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与政治学系教授

执政权是公共权力，需要授权

玛 雅：中共最近提出加强执政能力的概念，并且指出，党的领导和执政面对着巨大的考验和挑战，其中包括党的自身状况和存在问题带来的挑战。如何理解这一概念和它的提出？怎样看待执政党所面临的来自党的自身的挑战？

黄卫平：提出执政能力概念，反映了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指导思想的转变。过去共产党是领导党，是领导一切的；现在是执政党，强调执政能力。领导权和执政权是不一样的。领导权是一种旗帜、一种纲领，可以自己去争取，通过口号、路线、方针、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力、动员力和号召力，以及老百姓的追随效应来实现。领导权不是公共权力，所以不需要授权。它是一种精神权力，是做出来的，并且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而执政权是公共权力，是需要授权的，而且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的时候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

革命党追求的是领导权，行使的也是领导权，用影响力和动员力唤起全民族的追随，靠得民心得天下。而执政党首先要合法地获得执政权，然后合法地行使执政权。

强调执政能力，我认为第一个是合法获得政权的能力，是符合宪政体制的合法政权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代表和整合民意的能力。第二是依法执政的能力。过去是革命党，是打破各种规矩的；现在是执政党，自己建立的规矩自己就要遵守。第三个是意识形态创新能力。在向现代化转型中，既保持传统话语的连续性，又与时俱进，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可以说，强调执政能力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创新能力的一个体现。很多长期执政的党最后都丧失政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变成了官僚党、老人党。这样的党非常封闭，脱离现实，思想保守，与社会和时代越来越脱节，获得信息的能力非常弱。因此，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意识形态创新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能力是驾驭选举政策、经受选举制度挑战的能力。因为一旦需要合法政权，强调合法性，人民就要有一个形式、一个授权程序。这个我们过去没有，不习惯，这对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挑战。香港刚搞了立法会选举，体现了民主政府的元素和价值。香港虽然有特殊性，但从我们现在所认可的它的价值来看，意味着对未来中国政府也会有示范效应。邓小平说我们现在不能搞普选，50年后才可以。50年以后只会是我们的制度向直接选举的制度发展，而不会是那种制度向我们这种制度转变。现在香港所发生的一切，正好可以供共产党学习、研究驾驭选举制度的能力。

如果在这些方面党的能力提高了，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从根本上说，中国的经济要改革，政治要改革，最重要的是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共产党自身要改革。改革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改变性质，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提出“与时俱进”本身就是因为形势变了，过去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我们使用这样一些话语：提高执政能力、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其实是提出共产党自身改革这样一个任务。

王长江：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如果只理解为各级领导干部的能力，就窄了，还要包括党员的能力和党的整体执政能力。当然不能说“党员的执政能力”，但是党员的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老百姓看共产党，并不是只看县委书记、乡党委书记，更多是看周边的党员。党员和一般老百姓差不多，甚至不如老百姓，你说党的能力非常强，他不相信。现在有6800万党员，哪怕只有1％表现很坏，就是68万，就是不得了的事情。68万党员表现很坏，老百姓怎么拥护你？不可能的事。这是从党员的角度感受到一种忧患、一种危机。

从党的整体能力来看，问题更多，不但整体力量不能大于个体力量之和，有时连个体力量简单相加都达不到。为什么？因为体制和机制不科学。党政关系互相摩擦、互相扯皮，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对老百姓不负责任，权力无限而又不承担什么责任。像这样子，人们就觉得这个党不会执政，执政不科学，执政不民主，执政不依法。那你说有执政能力，一千遍一万遍都没有用。现在的挑战主要是来自这个方面。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继续抓素质，不光是干部，还有党员，培养一批确实能够适应市场经济要求、适应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干部。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要从体制上更加科学，更加民主。现在体制上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很多问题，即使你有能力，现有体制也使你无法发挥出来，甚至发挥负面能力。比如派出所，国家拨款很少，办案的全部费用自己解决。怎么办？就留了一个口，就是罚款，罚得越狠收入越高。那怎么可能把黄赌毒消灭掉？一旦禁绝了，收入来源就没有了。像这样的能力不但不是执政的能力，相反是破坏执政的能力。因此，提出加强执政能力有非常明确的改革方向，是推进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用它作抓手，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最大危机是执政的社会基础流失

玛 雅：强调提高执政能力的同时，中共并且提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的执政安全”，使用这样一些字眼，是否意味着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实面临危机？

王绍光：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都没有提执政能力问题，现在提出，显然是执政能力不够强。执政能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执政党能不能赢得民心，得到人民的支持，在政权上坐下去。

共产党现在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执政的社会基础流失。从建国到80年代，党的执政基础非常明确，就是所谓的工农大众，其它阶级不是党的依靠力量。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变得复杂了，出现了很多新的阶级或阶层，工人农民的境遇发生了变化。90年代，大约五六千万国营和集体企业的职工在短短5－6年时间里退休、下岗或失业。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少有。这种结果也使仍然在岗的人失去了经济上的安全感，很多的人今天发愁明天的事，对人的心理影响是极坏的。最近国际劳工组织推出一个新的报告，强调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安全感，其中很大一部分讨论中国问题。从工人来说，以前共产党给他一种安全感，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就怀疑共产党对他是否还依赖。全国总工会调查，很多人持有这种怀疑。

农民过去是共产党执政更重要的基础，在很长时间里，对共产党是没有太大疑问的。90年代以来农村出现了大量问题，农民不光贫困，负担也非常重。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城市人均收入是农村的3倍多，加上福利，恐怕是6倍多。这种差别在全世界也许很难找到第二个国家。以前农民没有电视，没有大规模流动到城市，现在知道了外面世界的精彩，会有一种相对地被剥夺的感觉。

另一方面，新兴阶层，尤其富裕阶层，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各级官员跟他们打得火热。还有资本家入党，提出这种政策可能是想把新兴阶层纳入党内，以扩大执政基础。但是不知想没想到另外一种可能：打个比方，原来的社会基础是一群羊，现在把几只狼、几只虎弄进来，可能把羊都赶走了。这些变化，最后很可能使传统的执政基础流失，而新兴阶层也未必认同执政党的理念，因为不管怎样，执政党说的还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如果原有的执政基础流失了，新的阶层又不认同执政党的理念，党的执政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要重塑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不论变了多少，绝大多数人还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新兴阶层有能力为自己打出一片天下，争取自己的利益，执政党没有必要把屁股坐在他们一边，而是应该坐在人数众多，但是缺乏经济、社会和政治资源的群体一边。我不愿意用“弱势群体”这个词，工人农民30年前就是强势群体，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缺乏经济资源，即资本，和社会资源，比如教育。他们也缺乏政治资源，因为工会不能独立地起作用，农民又缺乏能够代表他们的组织。这样他们是分散的力量，农民虽说有5亿，但不能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要求。共产党从政策上要倒向工人农民，对他们的利益更多关心，用英文来说叫empower（增力），给工人农民增力。给他们更多的政治资源，让他们组织起来，通过制度化的管道，使自己的利益在全局性的决策过程中得到表达。工会即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应该独立地起很多作用，同时应该恢复农会，比较独立地代表农民。

提高执政能力应做的两件实事

玛 雅：加强执政能力要落到实处，否则提出概念就没有意义。那么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应该做哪些具体事情？三五年后，到十七大或是建国60周年时，回过头来看，有什么事实能够说明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了？如何衡量这种提高？2000年提出三个代表，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现在执政能力建设又成为重中之重。不断推出新的概念，是对之前概念的具体化，还是因为之前的概念没落实？现在提出加强执政能力，是否比当初提出三个代表更具可操作性？

潘 维：这个问题很重要。党的执政能力不在于提出多少“新概念”，而在于做了什么，做到了什么，解决了什么重大难题。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是在人民最关心的事情上做出成就。人民最关心的事有两件，第一是官员腐败，第二是贫富差距，尤其是城乡差距。前者导致官民矛盾，后者导致贫富矛盾。官民矛盾和贫富矛盾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前者导致后者。所以，提高执政能力应该做两件事：一个是治理腐败，一个是带领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变乡村中国为城市中国。处理好这两个社会基本矛盾，是检验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根本标准。

人民最关心的是改善党风和政风，控制住官员腐败，控制住以公权谋私利的问题。执政党不腐败是对执政党的基本要求，也是执政能力的根本。治不住腐败，提高执政能力就是空话。

怎么才能做到不腐败？第一要有明确而且先进的治国理念。没有民本主义精神，党就没有方向，没有灵魂。第二要有强烈的意愿，要有坚强的意志。决心不大不行，投鼠忌器更不行。第三要坚决整党，减少党员人数，做精英党，做社会的先锋队。第四要依靠群众，而不是害怕群众。群众路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是对付艰难时世的法宝。第五要在制度建设上配套。独立的反贪机构、独立的审计机构、党政分开的职业化公务员体系，都要从上到下一竿子插到底。

与腐败相关的问题是贫富差距问题，主要指的不是城市里的贫富差距，而是城乡差距，是9亿农村人（其中5亿农业劳动力）与4亿城市人生活水准的巨大差距。换句话说，最有爆炸性的贫富差距问题，是共产党能否领导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是能否把分散的5亿独立小农成建制地带离耕地，带离行业性失业。

在靠制造来创造财富的现代社会，大批人靠养殖来创造财富，贫富差距当然解决不了。有9亿农村人的国家不可能是现代化的国家。9亿农村人是不可能靠国家给点救济钱而富裕的，是不可能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而脱离贫困的。没有人能“救济”9亿人。执政党不是救火队，更不是慈善总会。今年不收费，明年不收税，后年替农民工要工钱，都不能解决农村问题。在市场机制下，再有两年，粮食的好价钱必然过去，粮食过剩问题还会再现，圈地运动还会重新兴起，农村的矛盾还会进一步激化。

农民的问题在于5亿人耕种有限的土地，在于一年中有9个月不劳动，处在失业状态。现在强调党的执政能力，能不能把5亿基本上处于失业状态的劳动者组织起来，从事非农业生产劳动，带领他们共同致富？能不能组织他们去建设新的大型城市，改善他们的生活，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和卫生条件？共产党过去有能耐组织农民上战场，为什么今天却不能组织农民去进行生产劳动？为什么丧失了组织农民的意愿、勇气和能力？因为官员懒惰了，而且有很多腐败了。

带领9亿乡下人中的绝大部分，迅速、成建制地离开耕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变乡村中国为城市中国，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华民族对共产党的期望。到了21世纪，中国还不能进入现代社会，还有9亿人是“乡下人”，还有5亿劳动者靠养殖过活，这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问题。

王绍光：我“分解”执政能力，就是我和胡鞍钢以前提过的国家执政能力的八项指标，其中四项是执政能力。第一项是濡化能力。使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接受你提出的核心价值观，变成约束自己行为的指标。现在说的有些价值观念太虚，不光一般老百姓没接受，很多党员、党员干部，甚至高级干部也未必接受。胡常青说共产党没希望，很多党员也都这么说。加强濡化能力是宣传部门的事，但是宣传部门现在去管文化产业了。而且以前宣传部长是不出事的，现在屡屡出问题。第二是统领能力。共产党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管干部，使国家机关和公务员能够同心同德，至少令行禁止。这个以前是做得到的，现在显然做不到，政府部门大量出现部门分割、地方主义，政府工作人员大量出现腐败、贪污受贿。统领工作应该是组织部门来做，加上纪检部门来管，可是近几年，不少省、地级的组织部长和纪委书记都被抓了起来，反贪局出事儿也不少。第三个能力是吸纳。把主要的社会集团吸纳到正规的政治渠道中来，比如工人和农民，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意愿、利益和要求。第四是整合能力。把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冲突的利益、意见，通过某种方式整合为公共政策。

如果分解为这四个能力的话，提高执政能力应该是可以做得到，也是可以考核的。但是由谁来评估？当然是通过第三者。自己做判断，可以安慰自己，但是不但不能调动社会的支持，还可能使社会支持进一步异化，因为又树了一个标杆，可是没达到这个标杆，大家又一次失望。中纪委从十五大提出，要使腐败状况明显好转，最近中纪委调查，说95％的群众对反腐败感到满意。这种自我评估，说服力就不强。所以需要建立第三者评估机制，让老百姓来参与评估，看你的执政能力到底提高了没有。这样一种机制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不是一党执政，你有党纲，说了要做什么事，没做到，那对不起，你下去，别的党来干。中国现在没有这种机制，执政党得想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往往说了又没做到，结果适得其反。

腐败可能成为整个社会反对共产党的理由

玛 雅：以前我们称党政机关“清水衙门”，尤其是党的机关，现在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纪委书记纷纷落水。执政党提出，把“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作为历史性课题，究竟怎么做才能解决腐败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制度性措施来有效地拒腐防变，使党具有自我纠正错误的能力？

毛寿龙：腐败可能成为党的一种夺命的病，可能成为使党失去民心的理由，成为整个社会反对共产党的一个理由。每个人可能有各种各样不满意的理由，最后都会集中在一个口号上，“反腐败”。如果共产党不反腐败，执政的地位就不保。强调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与巩固执政地位、维护执政安全是相关的。

治理腐败，党的自身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现在党的组织结构对执政能力构成巨大的挑战。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这种体制跟国家结构很不适应。党是政府和社会不分的，党是政府和经济不分的，党是公检法也不分的，党是立法、司法、行政都不分的，党和媒体也不分。党的大一统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政府自身的发展和政治文明发展。所以，党一定要让自己在组织结构上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社会越来越自治，党的组织结构也应该变化。

要加强党内民主。党内应有司法性组织，有一定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制，有财政制度、人事制度和领导人竞选制度。不能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完全独裁制。书记的权力越集中，越容易腐败。书记腐败，组织部长腐败，卖官鬻爵，原因就是手中有权。党幸亏没掌握财政权、项目审批权，要不然更腐败。现在连宣传部长都抓起来了，原因就是沾了钱。不要让中纪委全权反腐败，中纪委是党的系统，不可能真正承担反腐败的职责。

使党具有自我纠正错误的能力，党内一定要有派别，没有派别怎么会有自我竞争？台湾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党内没有竞争机制，没有纠正错误的机制。要确保党员的个人权利，像过去那样提意见遭打击报复，动不动被“双规”，怎么谈得上党内民主监督？一个组织不给它的成员权利，在现代社会中就是黑社会。共产党过去是秘密的党，现在还继续这种方式，将是对整个社会法治的巨大破坏。你党都这样做，其它团体也会这样做。

王绍光：我觉得重要的不是党内民主，而是在全国加大参与。现在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事情通过某种内部机制来解决，出了问题，就增加一个机构来解决，比如80年代出现贪污就建立纪委、反贪机构。中国这类机构是全世界最多的：纪委、反贪局、职务犯罪侦查局，各种各样。但是建立这些机构后，就存在另一个问题，谁来监督监督者？你不解决这个问题，最后监督者可能也出事。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以前是不出事的，现在都出事，好几个地方的统战部长也出事。所以靠内部的机构，实行内部的自上而下的监督是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怎么在全国的政治体制中加大参与，使得各个社会团体都能参与到政治进程中间来。

王长江：作为唯一的执政党，自我监督非常重要，但是你掌握着权力，完全靠自己监督肯定是不行的。因此要有外部的监督，主要是三大块：第一是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的监督。第二是舆论监督。舆论发展有自己的规律，我们硬统、强制，现在发现效果不好。要发挥舆论相对独立的作用，这对党只有好处，没有害处。第三是非政府组织的监督。非政府组织一个很大的作用是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公共权力产生影响。“这个政权也是属于我的，我难道还不能说三道四吗？”这样监督就出来了。

我们不是没有惩治腐败的机构，问题是有一些潜规则还在起作用，比如惩治一个县级政府，要经哪一级的批准和同意。凭什么呀？这就是潜规则，过去就是这么做的，现在不这么做就“违反”了党的纪律。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凭什么老百姓犯罪当场就抓起来，干部就非要通过批准才能抓？之所以还有这样的潜规则，因为没有新的规则去取代它。可以改进的地方非常多，很重要的一点是按照依法治国的原则去探索一些符合政党执政规律、符合民主政治规律的原则。

党内民主会不会导致党的分裂？

玛 雅：党内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意味着相对多样化，可能形成帮派。鉴于苏联解体和台湾国民党分裂的教训，推进党内民主会不会导致党的分裂？

毛寿龙：可能性不是没有。举个例子，清政府不在了，地方诸侯就独立了。他们为了互保，自己联合自治，最后蒋介石统一天下。蒋介石下野，群龙无首，大家又打，怎么办？军阀又把他请出来。蒋介石三次下野，军阀三次请他出台。

对中国来讲有个契机。中国的改革是多中心的，社会是一种多中心的结构，相互耦合、相互合作，每个中心只负责其中一部分，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这样一个社会是不会有分裂问题的。

党的分裂不是不可能。什么叫政党？摆得正，是个党派，一般来说只代表社会中的一部分意见。一部分意见才能是一致的，如果容纳整个社会更多的意见，党内肯定有分歧。我们一方面要正视党内的分歧，否则不可能拥有大多数的力量，同时要容忍分歧，吸纳分歧，建立解决分歧的机制。有竞争，就必然会有分歧，有派别，所谓党派，没有派别是不可能的。关键是一个党要站得正，代表社会的主流，这样才能稳固执政地位。只代表少数人，哪怕掌握着军权和各方面的大权，忽然有一天失去民心，什么都没有了。

王绍光：中共和苏联、东欧共产党的一个区别是，后者的党员数量占人口的比例非常高。中共以前人数比较少，现在也有6800万人了。往往是因为人数多，因为不加以选择，泥沙俱下，什么样的人都到了党内，在党内竞争，结果把党分裂了，党一分裂这个体制也就完了。我们现在的情况比苏联、东欧当时的情况更严峻，他们党分裂的时候社会分化的程度没有我们这么严重，还不存在一个日益成长的资产阶级。中国现在已经存在这么一个阶级，如果都放在党内，让各种政治势力、社会势力到党内来竞争，这种所谓的党内民主，对这个党非常危险。要竞争，在党外竞争可能更好一些，共产党还是代表特殊的、它应该代表的社会势力。

潘 维：苏联垮台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是以党代政的弊端。党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动员机构，是个权力必须集中的政治组织。权力不集中，党就分裂，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和连贯的路线方针，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动员力量。苏联共产党，还有台湾的国民党，都是在“党内民主化”过程中分裂并丧失政权的。固然“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然而要有强有力的执政能力，就必须“要团结，不要分裂”。问题不在于党本身的权力多么集中，不在于党内缺乏民主，问题出在以党代政。由于党的本质要求权力集中，以党代政的时间长了，绝对权力在手，党的干部必然懈怠，滋生当官做老爷的作风。

执政党能够长期执政吗？当然能，但前提是不能以党代政。与政党的简单结构不同，现代政府机构讲究分权制衡、司法独立、行政中立，所以政府结构是法治结构。现代社会管理要求复杂的、法治结构下的政府机构来公平地处理日常事务，执政党的任务是把握国家的政治方向。政府工作做好了，人民就信任、支持执政党，执政党就能长期执政。政府行政可以犯错误，而且必然犯错误。但只要政治方向不出偏差，党就不犯错误，就可以保持在人民中的声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党治与法治不是一回事，两者的机制是不同的。

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要抓主要矛盾。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委组织部管理一切干部的方式已经落伍，难以制止腐败，从而对党的声望构成了严重威胁。在经济建设时代，绝大多数干部应当是专业化、非政治化的。党的组织部门能做政审，却很难做干部专业水平和表现的评定。大量“干部”的升调奖惩取决于非专业的党的组织部门，不仅难以保证评判标准的公平透明，也不鼓励专业精神。最终，政审也成为走过场，成为假大空话的温床。人事权集中于书记一个人、一枝笔，一旦腐败，必然是结党营私，成为“窝案”。

党管一切干部的结果是，一切“干部”都是“准政治家”，政府内部弥漫政治裙带关系。政治家的本职决定，他们能做“大事”，喜好“政绩工程”，难以默默无闻地做日常的具体“小事”。于是，六个月能修一条大马路，而六年都搞不好路标，清不走路边的一堆垃圾。政治裙带的力量相互重叠，导致力量相互抵消，四处都有感情因素和政治因素，还导致特殊照顾或歧视，执法看人下菜。社会管理的低效率，违法乱纪，甚至以公权谋私利，大都由此而起。缺少了现代公务员体制，中国不可能成为法治国家，就只能是人治。最好的情形是能人之治，一般的情形是埋没专业知识的庸人之治，最糟的情形是胆敢违法乱纪的贪官之治。所以，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吏治的清明，应当积极推进现代公务员系统的建立。公务员体制是非政治化的，其管理体系必然比党的政治系统更严格，更少弹性，从而有利于制止腐败。

落实新概念不在于炒作，不要去兑水

玛 雅：从三个代表，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再到执政能力建设，这几个概念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执政能力建设是对之前概念的进一步深化，还是一个单独成立的概念？不断提出新概念，如果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是否担心党在老百姓中失去信誉？

王长江：这个问题主要是操作上的问题。从提出概念的思路来说，并不是平行的，是一个不断深入探索的过程。一个执政党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党？和不执政的党到底有什么不同？搞了市场经济，就发现真的不一样了，不能再像过去干革命那样做了。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的目标、方向是什么？提出三个代表，主要讲的是方向。这个方向怎么去把握？怎么和现实联系起来？怎么去抓它的实质？进一步探索，得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怎么才能真的代表？得落到老百姓，真正给老百姓干事。这样就可操作一些。那么你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苏共也不是要脱离群众，为什么最后脱离了，就是一个执政能力问题。这样一步步推进，最后到以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作为一个抓手。这个思维是逐渐落实下来的，没有错。

问题出在操作部门。一个东西出来，还用过去的方法去炒，往里兑水，事情还没搞清楚，就说是巨大的理论成果，另外一个又出来，又去炒，惟恐在这方面落后了，被批评没有紧跟。这种模式在老百姓没有信息渠道，文化水平不高，头脑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完全有效，你只要去灌，他觉得头脑丰富了。但在信息爆炸的社会还这么干，老百姓肯定反感。应该说，提出执政能力建设的思路是深化、前进的，但是让大家理解这个问题的方式十分陈旧。这个问题真要从这个角度反思一下。

文章来源：《凤凰周刊》总第160期2004.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