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依照惯例,当仍为三农问题。因为现时的三农问题仍然严峻,也因为未来中国的发展与稳定牵乎于最大的阶层与最广的土地。本文揭示的不只是一个农村的样本、五个专家的观点,它或许还昭示着三农问题终须破题的历史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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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本刊发表《湖北农民吕邦列“跳出”人大代表票箱》,报道湖北省枝江市百里洲镇宝月寺村农民吕邦列,从上访专业户到市人大代表,从非制度化参与到制度化参与的过程。后于五月采写《湖北村官吕邦列:“我用民主取代‘主民’”》,记录吕邦列在当选宝月寺村村委会主任后,以民主的模式建设新乡村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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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邦列的故事引起关注。暑期,国内一些大学生前往枝江,拜访这位“农民精英”。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吕邦列“正处于经济和人身安全的双重困境之中”。不久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陈日强致函本刊,希望“继续关注这位‘草根人大代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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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函附有吕邦列向社会发出的求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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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1年走上为民维权的道路,我从没后悔退缩过,而如今,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后,我反而不知该如何走下去了?并且也在深思,基层民主之路我又该如何走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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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曾频繁上访,我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还背上一定的债务,后来因在村里宣传政策法规,散发宣传单,启动罢免村长的程序遭毒打,并为此打官司,又花费了几千元钱。而由于得罪了些小人,田不敢种,养殖又不敢搞(再说也没钱搞),完全靠打零工也支撑不了我与母亲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尽管现在我竞选上了枝江市人大代表和宝月寺村主任职务,而在现实情况下,这两种职务都不可能拿到多少钱(但繁琐的事务缠绕着你),拿的一点钱连交通费都不够。现在我连自己的生存都成了问题,而且还承担着还债的压力。我该如何走出这个困境,继续为推动基层民主向前发展而奋斗呢?我还不想当逃兵,所以唯愿社会上有识之士助我一臂之力,帮我出谋划策度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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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如果我成了逃兵,将不仅仅是我的悲哀!那会寒了多少老百姓的心啊!但不当逃兵我该如何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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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邦列的处境令人堪忧,所折射出的问题发人深省:一个农民精英的成功缘何演变为现时的悲剧?假如矢志维权得到的是难以为生,争取这些权利有何意义?脱贫与维权,孰轻孰重?倘若二者并不矛盾,该如何统一,如何并进?中国农民当务之急最需要的是什么?解决三农问题最重要的路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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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嘉宾:?
??贺雪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李?凡?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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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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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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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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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个人面对强大的体制
??玛雅:吕邦列维权的事例曾经为多家媒体报道,有学者评价,吕邦列“从票箱里跳出来”当选人大代表,是农村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逻辑结果,是历史进程的先行者。据说地方政府曾经想把他培养成一个从维权改革到发家致富的典型。为什么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发展为目前这种结局,一个被人看好的典型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如何解读吕邦列目前的尴尬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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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吕邦列是一个体制性的悲剧人物,折射出很多中国的政治生态、转型中一些特有的政治现象。三农问题的一些矛盾聚焦在他一个人身上,反映出农村基层社会干部与群众关系紧张、国家与农民关系紧张以及体制结构性的一些矛盾。实行村民自治,给吕邦列这些人争取权利提供了一个合法性渠道,把原来的体制性的大门撞开了一道缝。吕邦列这件事的意义在这里。他站出来,和既有的体制和利益结构做斗争,现在的大环境使他能够争取到一定的空间,甚至还当选了村委会主任。但这是很脆弱的,因为这个体制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官员,一般民众缺乏政治表达、政治参与的权利。在这种体制下,他要做出一番政治活动很困难。这说明,我们现在体制改革的任务非常艰巨。要塑造一种政治生态,公民能够纳入体制内,进行体制性参与,这个过程还非常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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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吕邦列是一个很另类的人,他当村干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一种政治理想、一种社会责任,像这样的政治人物在中国农村是很少见的。这个事情很好地反映了农村的实际情况,因为他非常坚持,使得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尖锐化了。尖锐化后需要寻找一个突破口,但是到今天为止,包括《凤凰周刊》、《中国农民报》、《中国改革》、《南方周末》等媒体的介入,都没有解决他的处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面对的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整个体制性的力量,由他个人来承担,包括媒体的呼吁,实际上是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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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出现吕邦列这样的人物?他的政治热情是被谁唤起的?与学者的活动有关。吕邦列参加了温铁军他们的乡村建设研讨班,参加了《中国改革》的一些活动,这些激发了他理想主义的一面,让他感到还有希望。这种希望通过个人的力量和整个强有力的社会体制相抗衡,肯定会出现现在这种结果。这件事对做研究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材料,他在帮我们探社会抵触的底。但是对他本人来讲是很糟糕的,让他用柔弱的肩膀去和整个体制作战,对他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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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吕邦列这种遭遇在江西、福建不会产生。为什么?一个村干部那么霸道,贪污那么多钱,这在农民组织能力比较强的地方根本不可能。在农民组织能力非常弱的地方,像枝江,一旦一个干部很坏的时候,农民是非常分散的,分散到原子化的程度。在这种状况下,吕邦列在对抗一种恶势力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给他援助,他一个人怎么对抗得了?也是因为原子化的状况,他所有的乡村建设的计划都是注定要破产的。通过吕邦列的事解剖整个中国农村的问题,每个地方能不能期待通过一两个政治性的人物来解决问题?我认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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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凡:吕邦列现在的困难是经济搞不上去,客观上,他那个村什么资源都没有,内部不团结,前任村主任欠了很多债。他是今年4月补选上来的,前任村主任被农民罢免了,整个村委会的委员都是原来的人。这些人联合起来跟他捣蛋,弄得他什么也做不成。他自己也有欠缺,本来指望可以从政府那搞点资源,可是他和上面关系搞僵了。枝江市旁边有块农地,政府和企业交易,强行占用了,只给农民一点钱。吕邦列找记者报道了这件事,把政府惹火了。原来政府准备用他做个典型,从改革维权到发家致富,这样一个系列本来很完美,结果让他这么一搞,人家所有的资源都不给他了,认为他是个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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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这件事吕邦列做得不妥。作为人大代表,不能还把自己当作普通农民。如果他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先给政府行一道文,请政府处理,一段时间没结果,再找媒体曝光,这叫先礼后兵。吕邦列还没找到自己的定位,他去管市里的事,管的方法又不对。他自己说,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人大代表怎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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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得到权力,失去生计?
??玛雅:吕邦列从上访开始,后来学了一点法、一些维权的道理,当上人大代表、村委会主任。可是他得到了权力,却几乎失去生计。一个生活无着的民选村官,怎么能有效行使手中的合法权力,更何谈带领村民共同致富?那么他的一切努力和追求又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维权与发展,中国农民的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吕邦列如何才能从这种牺牲品的命运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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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不能简单地看成是要维权还是要吃饭的问题,维权和吃饭并不矛盾,维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吃饭。吕邦列所争取的东西,他个人在这当中受到的损失肯定是无法弥补的,但是他不存在吃不上饭的问题。我看到的许多维权的农民,比他的情况悲惨得多,家里很破,房子倒了,乡里给他们钱,说你不要去告了,他们不干,说我们不是为了钱,我们做这个事情就甘于吃这个苦。为农民维权肯定要带来一些损失,但是他们并不把这个看作最重要的。吕邦列不具备这种维权的非常典型的心理状态,和那些非常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还是有区别的。因为维权,他可能欠了债,现在感到生活艰难。我这里有个调查,到北京上访的人都是欠债的,有些欠几万块钱。这反映出一个重要问题,维权没有经费,没有社会专业性的资助,社会没有给维权的农民提供一些物质的、体制性的帮助。但我对他公布账号,向社会捐助不大看好,可能被一些人利用,说所有维权的农民最终是为了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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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现在抗争的是对他们的剥夺,不是致富不致富的问题。举个简单例子,他们说,原来政府说给我50块钱,现在为什么只给10块?我既得的权利受到了侵害,我要追求这种权利不受侵害。不受侵害和致富是两回事。我打一天工可能挣15块钱,告10天状可能只得到10块钱,但这是两个意义。如果被欺负了,被剥夺了,我就要反抗。有人讲,你告什么呢?你去打一天工,搞一天地,不是增加十几块钱吗?打两天工不就回来了吗?但是要看到,这个社会最进步的东西,最使我们感动的东西,是他们这种你说给他的钱没给,他们对权利受到侵害的反抗。这不是吃饭和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公民社会、一个权利社会最重要的东西。对自己权利的保护,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一个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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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吕邦列这个案例来看,他获得了权力,能不能带着农民致富?我看不一定。为什么?我们不能赋予他太多的社会责任,他本来就没有这个能力。村民委员会也没有这个能力,村委会能做到的,就是使农民少受点侵害。既然农民不受侵害不能增加他的福利,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去努力?现在大家开始怀疑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两个问题,农民起来保护他的权益,和他能不能发家致富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意味着现代公民社会人们对自己权利的主张和保护,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农村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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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两大问题:第一,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利,包括废除一些法律的权利。要给农民一个非常宽松的自我发展的权利,使他们能够创造社会财富的权利。这是首先要做的。第二再来考虑,农民怎么发家致富,怎么摆脱土地,走向市畅?现在说,要带着农民奔向市场,马上要做这种实验,怎么使农民组织起来,走上市畅?经济发展和权利保护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把它等同于一部分人的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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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凡:对农民来讲,把经济搞上去,能有钱是第一位的。但是不能说,为了这个钱,我权利就不要了。农民有了权,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经济不一定能搞上去,因为还有经济条件。但是当你有了权,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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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邦列有想法,有能力,和一般的农民不一样。他跟我讲,国家、公司加农民,就是农村发展战略。从理论上讲,他的想法没有错,但是太过理想化。在村委会主任的位置上,他首先要考虑本地的情况,有没有办法把农产品卖掉,给农民挣点钱。他们村现有格局对他是不利的,当村委会主任后挨了几次打,一讨论账目审计这种事,人家就揍他。他现在把村委会成员甩掉,直接和村民小组长建立关系,这可能是摆脱目前困局的一个办法。他还有人大代表的资源,得学会利用这个资源来调动其它一些资源,帮助自己摆脱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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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在网上为他募捐,我不觉得是好事。应该逼一下吕邦列,什么都没有,你当农民的时候挺过来了,现在为什么挺不过来??
??徐勇:吕邦列的尴尬处境正是农村政治生活的悲剧所在。和经济发展不同,一个人先富了,给农民点实惠,大家可以普遍受益。政治改革,往往是一个人牺牲然后大家受益,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是牺牲品,换来的是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政治环境。吕邦列改变了原来的权力结构,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但是大的环境他改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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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邦列有三条路:一条路,离开那里。他的意义在于撞击了这个体制,通过这种现象折射出中国基层一些体制性问题。正如李昌平,他的贡献在于把三农问题公众化了,通过他的一封信,引起高层的重视、全民的重视,改变了我们的公共政策。至于之后他走掉,这恰恰是他的上策。吕邦列的贡献在于,把农村的政治生态环境给暴露出来了,同时反映了三农问题的艰难性。问题被公众化,就意味着当地官员的面子问题、仕途问题,基层干部不敢公开把他怎么样,但是会采取各种措施来压制,因为已经形成了对立情绪。从这个角度来说,吕邦列走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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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路,在当地三农问题大环境的改善中,争取上级政府,上级的上级的支持和理解,使自己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变。现在吕邦列是最困难的时候,当了村主任,大家都盯着。当地政府如果能把这种公众人物看作正面的、有利于改革的,给他营造一个环境,使他不仅能很好地生存,而且能做出一点事情来。通过他为农民争取权益,为农民做实事,树立一个正面典型。这正好符合我们现在以人为本、给农民以合法权益的大潮流。这样化消极为积极,化被动为主动的结果,是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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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策就是当地政府一下子改变不了这个环境,吕邦列又不能实现自我升华,那他的处境就比较艰难。所以,吕邦列个人需要升华。中国农民会造反,但是不会掌权,农民要掌权首先要解放自己。吕邦列现在做了掌权人,如果做得并不比前任好,民意基础就会失去。他面临的困难比原来改变这个秩序更大,要利用自己的合法权力多做赢得民心的事,找到进一步构造自己民意基础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