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上午，河南安阳市文峰区法院对“河南林州警察摔婴案”一审宣判，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定故意伤害罪名成立，被告人郭增喜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被告人当庭表示不再上诉。（1月29日 新华网）

同样是“摔婴案”，相比于北京“大兴摔婴案”而言，“河南警察摔婴案”似乎处罚轻多了。去年9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韩磊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是不是意味着“警察摔婴案”的量刑太轻了呢？我们来听听一位检察官的解释：

“大兴摔婴案”中，被告人韩磊摔婴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婴儿的死亡。在法律上分析，主观上，他与婴儿的母亲斗气，为出一口气而摔婴，而且明知摔婴的行为可能导致婴儿的死亡，但是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而客观上，又确实造成了婴儿的死亡，因此，他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间接故意）。

警察郭增喜摔婴的情形与韩磊有相似之处，他是因为喝醉酒，一时兴起，从他人怀中抢过女婴摔在地上致其头部受伤。从主观上讲，他也是明知摔婴的行为可能导致婴儿的死亡或者受到伤害，但是放任这种结果发生，也属于一种间接故意。但是，间接故意往往以结果定罪，如果造成了婴儿死亡就定为故意杀人罪（间接故意）——不存在故意杀人罪未遂（间接故意）的定性；造成了婴儿伤残，就定故意伤害罪（间接故意）。

法律术语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想必普通老百姓是要花大力气才能读懂这段话的。只是，这段分析当中也提到了，警察郭增喜摔婴的情形与韩磊有相似之处，同为“间接故意”，只是结果是韩磊摔的女童不幸夭折了，而警察郭增喜摔的女婴因为抢救及时而幸存了下来。笔者认为“间接故意”以结果定罪的判决方式，本就值得考量。因为笔者认为，女童被摔后是否能够幸存下来，不是跟肇事者摔婴的行为（比如说摔的轻重、摔的方式）直接相关，而是跟女婴自身的身体素质、是否得到及时救治等诸多因素相关。难道，幸存女婴的父母还应该感谢警察摔的时候手下留情不成？

这让笔者想起了之前的那起云南省大关县原编办主任郭某某性侵4岁幼女的案子，这个案子是经历过二审才结案的。一审判决出来以后（判处郭玉驰有期徒刑5年，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很大一部分的网友就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了质疑。不久之后，案子进入了二审，二审结果是：撤销原一审判决刑事部分，以强奸罪改判被告人郭玉驰有期徒刑8年。从5年改成8年，虽然量刑有所加重，但部分网友仍对这较为从轻的判决，表示出了一些不满。

大家应该也还记得原广东省政协委员、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宋某某“跨国强奸”（他在澳大利亚被控“指奸”大学生女导游）的案子。在澳大利亚只要被认定犯“指奸”罪的话，最高可判无期，但在我国同样的行为叫做“强制猥亵妇女罪”，只会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我国的民事案件一直秉承“谁检举谁举证”的宗旨，刑事案件上也运用了“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是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被告方的利益，也是现代刑事司法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却笔者认为，当越来越多的人为“疑罪从无”叫好时，是否真正思考过，当一个个事实上的罪犯因为“疑罪从无”而逍遥法外时，社会和公众又是否做好了承受的准备？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某些领域的刑法量刑太轻，法律本来就是一个“治小人而不防君子”的东西，本应从严而定，何须手下留情呢？何况还是摔婴、猥亵妇女儿童等变态行径,何况还是本应起模范带头的党员干部犯下的罪,何况都给社会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轻判”也许在专业人士当中较为得当，但在公众心中，如此恶劣的行为竟然只换来“3年有期徒刑”确实有失公允，这让笔者不禁想问一句，司法改革的路，究竟还有多远多长？（雨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