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好事者”，是在凭借着“智商”，打量着叶海燕被拘案例。

　　叶海燕算不上多名的名人。叶海燕打出“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后，对于这个人物的行为艺术被人争相模仿，舆论褒贬不一。旋即，叶海燕被拘，舆论的焦点不再是“校长”与“流氓燕”，而是由“警方”替代了“校长”。

　　相当一部分人质疑叶海燕被拘在时机上的“巧合”——恰恰在她打完这条著名的标语之后、恰恰前来上门的几位与叶海燕未有新怨。

　　人们基于常识的质疑，不足以作为叶海燕被拘的事实来看待。但接下来的疑点未能得到解释，却超越了常识之外的法律思考：行政拘留，作为必须在查清事实之后作出的处罚决定，与警方通报中“涉嫌故意伤害”的“涉嫌”二字如何区别？警方如何认定与叶海燕发生冲突的几名妇女没有攻击性行为、叶海燕造成对方“轻微伤”不属于防卫举动……

　　6月2日，当地警方作出进一步回应称，处罚只针对叶海燕故意伤害他人一事，与其网络行为无关；叶海燕未受伤；三名被害人不属非法进入叶海燕住宅。警方还向媒体出示了对叶海燕的询问笔录。

　　遗憾的是，警方的再次回应，依然未能令人信服。当晚，在这条新闻的跟帖中，网民质疑的态度依然占了上风。

　　如果叶海燕违法，警方对其依法采取措施，谁都不会因为她挺身而出、打出过“为童请命”式的标语而一味地同情化。人们基于常识的质疑，缘于发生在这个特殊人物、特殊时机的被拘案例，缺乏充足的信息，同时更是基于对法律的敬畏。

　　叶海燕被拘在围观者中引发的重重疑云，其实是一个警方办案、与围观者也在“办案”的过程。因为缺乏足够的透明，围观者才陷入疑惑；因为疑惑，围观者才选择用智商来判断这个案例的是是非非。而每个围观者的智商，既参杂着既往“经验”的客观性，又有今天想当然的主观性。

　　只有不透明的办案，才会有凭智商的判案。叶海燕被拘案例，如果再次被人们运用“智商判案”来得到“结果验证”，这对围观者、办案者、法律，三方都是一种伤害。

　　敬畏法律，需要我们的办案人员首先懂得敬畏民众的智商，用令人信服的法律证据，将围观者从凭“智商判案”的雾里看花中引领出来，摆脱自身办案却身陷案中的执法尴尬。这既是办案取信于民、取信于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律赋予公民的监督权利，容不得半点轻慢。

　　叶海燕是拘，或者不拘，不应被任何一种情绪所左右。它的标准只有一条：程序的正义。

　　程序正义，就是“看得见的正义”。是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的正义。程序正义了，情绪的猜疑自然就会消散。执法者应对围观者“智商判案”的最好办法，不是用智商，而是公开透明的程序。否则，当事人、围观者、法治，都会成为“智商判案”的受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