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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分析了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知识体制的挤压下越来越局部化、专业化、学院化了，同社会的关系日趋淡薄，越来越分离。”“一大批知识分子……不再自承是公共的知识分子，更愿意成为现代知识体制里面的学者，甚至是某一知识领域的专家。而九十年代国家控制下的知识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日益完善、世俗社会的功利主义、工具理性大规模侵入学界，也强有力地诱导着大批学人放弃公共关怀，在体制内部求个人的发展。”其次，由于大规模的政治镇压与快速的经济市场化，知识分子再一次被边缘化。“他不再处于整个舞台的中央，舞台中心被另外一批人所占据，譬如腰缠千万的富翁、暴发户等新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在公共传媒和演艺圈大出风头的各类明星。”第三，就是“后现代”的崛起。“中国的后现代文化的拥护者们借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特别是福柯和利奥塔的理论，断然宣布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在后现代的多元的、破碎的语境之中，公共信仰的元话语已经不复存在，也不需要存在，那么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 但是，中国现在并不是“后现代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在西方的“衰落”不等于它在当下中国也应当“衰落”。1989年公共知识分子的挫折，只是权力的强制，而不是历史的宿命。波斯纳的翻译者朱苏力说：公共知识分子“对专业能力不足或正在下降的知识分子，确实有很大的诱惑”，“希望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数量将随着社会的知识分工、专业化以及文化普及化而减少。我的基本理由仍然是韦伯的分析，也是经济学的分工创造财富，才能获得比较优势的理论。”然而，单纯经济原理是解释不了许多问题的，吴敬琏先生最近指出，“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如果从政治上看问题，廖保平指出：“由于民主法治不健全，社会的制度和程序安排不到位，利益的诉求难以传达到位，很多关系民众切身利益之事，民众难以通过有效程序，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代言人，于是呈现出社会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强烈需要。一旦形成一个制度化的社会，公民在契约规定的范围内做好自己的分内事，争取到自己应得的权益时，公共知识分子需求就会大打折扣。……在一个民主法制还在一团糟的时候，公共知识分子的活跃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和表现，在一个民主法制健全的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不活跃则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和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更期望知识英雄寂寞的时代到来，但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到来之前，知识精英、思想英雄没有理由犬儒地活着，就要与一切倒退的、阻拦的力量战斗，就要肩住历史的闸门，让人们奔涌向新天地。” 到21世纪初，“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迅速普及和公共知识分子作用的再度显现，是对于二十年前时代精神的呼唤与回归，同时也是一种提升与弘扬。1980年代的“公共领域”还是比较狭小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呼吁，大部分只能刊载在《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理论信息报》等“小众媒体”上。1987年12月27日，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世界经济导报》北京办事处联合举办“时局与选择”大型学术讨论会，中央电视台记者对于会议进行了全程摄像，这是我印象中民间思想界与电视媒体的首次结缘。此后，随着电视的普及和都市报、周刊、互联网络的兴起，公共知识分子才能够直接面向社会大众说话。同时，现在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以“精英”自居、“老子包打天下”的心态有充分的反思，对于知识分子学院化、专业化的必要性也有充分的理解。从二十年前“独立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重叠，到现在各自涵义的剥离与清晰化，这在思想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三、知识分子的两种类型 在大学教育日益普及的今天，如果我们仍然想要保留知识分子这个词，就要设立一个较高的标准：知识分子是知识、思想的发明者、制作者、加工者，这些创造物的传播者、享用者、收藏者不在知识分子之列。 许倬云在《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一文中，引用北宋张载的四句话来划分四类知识分子，对笔者很有启发，但他把“每一个教师”都算作知识分子，与我在上面的知识分子定义不同。我把“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分为两组，“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的是独立知识分子；“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与顾炎武所说“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也是一致的。 许倬云说：“‘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释自然现象和宇宙意义，包括生命的意义、古往今来的意义等。张载说：天地本来无‘心’，要人给它立个‘心’。广大空间为‘宇’，无时无往为‘宙’，要人去解释宇宙，这属于理念的维度。所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学家。”泰勒斯等古希腊哲学家，就是不大过问希腊“公共领域”之“俗谛”的独立知识分子先驱者。在中国，与他们最接近的是老庄学派，而《老子》中还是讲了很多治国术的。在现代，维特根斯坦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哲学家，而中国的著名哲学家就比较难以摆脱政治的羁绊，冯友兰、金岳霖都不行，或许沈有鼎可以算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 许倬云把教师当作“为往圣继绝学”的人，我不赞成，分歧在于如何理解“绝学”。教师主要使命是给学生讲授“显学”而不是“绝学”。譬如说，物理学教师不会在课堂上用很大的篇幅来讲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化学教师也不会要求每个学生都能理解“燃素说”。物理学史学家与化学史学家，才是“为往圣继绝学”的人。王国维研究甲骨文，许多西方学者研究各种死文字，中国语言学家抢救濒于绝灭的少数民族语言，中国哲学史家力图复原“杨（朱）学”的本来面目，这些才属于“绝学”。“继绝学”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人间的当下利益，而是为了保存和显现“天地”所创造和庇护过的一切“真”，为后人留下一个尽可能完整的文化基因库。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诗》中写道：“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吴宓诗云：“飞扬颇恨人情薄，寥落终怜吾道孤。”写出了独立知识分子的坚定追求与孤独境遇。 陈寅恪说：“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精神之学问”就是所谓“道”。明代儒者已经指出：“道也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道也者，天下之公道也，学也者，天下之公学也”。王国维的《〈国学丛刊〉序》“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独立知识分子是自己与“天”对话，他的学问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因此，与国家、种族、地区、社区这些大大小小的“公共领域”都没有什么关系，都可以置之度外。 公共知识分子则不然。许纪霖说：“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公共’究竟何指？我以为，其中有三个涵义：第一是面向（to）公众发言的；第二是为了（for）公众而思考的，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第三是所涉及的（about）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公共是与社群密不可分的。徐贲认为，杜威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楷模。“他的葬礼在纽约市的一个不属特别教派的社区教堂举行，这座教堂的宗旨是‘在这个世界实现挚爱的社群。’这对杜威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杜威一生关心民主公民社群(共同体)问题。他生活在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一个在美国被称作为‘新激进主义’的时代。……力主民主群体建设和教育改革的杜威就是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如果我们可以把知识分子的桂冠赋予这个概念流行之前的人，马克思当然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第一人，西方举办的多次民意测验都是这样排名的。他的一句名言是：“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如何改变世界。” “为生民立命”，就是为百姓确立和实现生活的价值和利益。“为万世开太平”，许倬云的解释是：“提出一个理想境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态度，盼大家往那个方向走，并且用这些理想来针砭、批判、矫正眼前所见不合理的地方。”我认为还要加上“提出一系列达到理想境界的方法和途径”。这在中国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礼记·大同》提出的理想境界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康有为以毕生精力撰写了《大同书》。他认为“诸苦根源是九界”，实现大同则要破除这九界：第一曰去国界（分疆土部落），合大道也；第二曰去级界（分贵贱清浊），平人民族也；第三曰去种界（分黄白棕黑），同人类也；第四曰去形界（分男女），保独立也；第五曰去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为天民也；第六曰去业界（私农工商之产），公生产也；第七曰去乱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治太平也；第八曰去类界（有人与鸟兽虫鱼之别），爱众生也；第九曰去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议），至极乐也。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更加全面和彻底，其中包括着佛学的底蕴。而要实现美好的目标，需要有人与人的交流和对话，需要社会协商与政治妥协，这些都是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素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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