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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乔姆斯基这样的人，还有另一类独立知识分子，他们根本不管政治上的是非对错，全身心地致力于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美国社会其实是很“讲政治”的，很少有人敢于冒犯“政治正确性”，但就是有学者打破禁忌，研究不同种族之间的智力差异。他们是陈寅恪所谓“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知识分子，只探索“天地之奥秘”，而不在乎“人间之冷眼”。 二、从“独立”到“公共” 世界范围的知识分子演生史，我们是从书本上看到的；而中国近三四十年的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发展史，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如果我们不把它写出来，后代人和外国人想要研究的时候，将会遇到研究资料不足的困难。根据留在文字上和记忆中的材料，可以勾画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主流自我定位的轨迹，是从“独立知识分子”到“公共知识分子”。 梁启超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知识分子。他与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有着类似心态，他在1902年《敬告留学生诸君》，首先强调的就是“我国今日之学生，其天职与（西方列强）他国之学生有异矣”。“彼他国者，沐浴先辈之泽，既已得有巩固之国势，善良之政府。为后辈者，但能尽国民分子之责任，循守先业，罔使或坠，因于时势，为天然秩序之进步，斯亦足矣。”“故他国之学生，所求者学而已。中国则于学之外，更有事焉。不然，则学虽成，安有用之。”他所谓“更有事焉”，就是要留学生回国后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今日诸君之天职，不徒在立国家政治之基础而已，而又当立社会道德之基础。诸君此之不任，而更望诸谁人也？”像王宠惠、胡适这样的“海龟”，果然不负期望，尽了自己的“天职”。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五四时期达到了极致，后来则每况愈下。到笔者这一代蒙顿初开的时候，公共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说已经被扫荡干净。 徐友渔指出：自1949年之后在中国有30年之久公共知识分子存活的条件被基本上剥夺了。寥若晨星的志士仁人冒死犯难，勉力发表自己的观点，其命运要么是成为殉道者，如撰写“出身论”的遇罗克，要么被批斗和关押，如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李一哲”。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流行的稍纵即逝的机会，使自己的观点得以为人所知和广为传播。而在其他年代里，即使有人不怕死，也没有机会使思想在公共空间得到表达。 文革“动乱”期间，诞生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典范，一个是遇洛克，一个是顾准。遇洛克在《中学文革报》发表了《出身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也因为这一点，他被最高当局下令枪毙。异端思想只要一进入“公共领域”，马上就夭折了。这使得更多的思想者转而求其次，满足于成为一个独自秉持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顾准就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他在“私密”的情况下，将自己“离经叛道”的思想和理论发展到时代的一个高峰。他的思想成为“公共财富”，要等到1990年代了。文革十年，曾经有过许多顾准式的自由知识分子，但是其中有不少人，已经成为朱学勤所谓“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需要我们进行“考古”发掘。 打倒“四人帮”之后，体制内有“思想解放运动”、理论务虚会、四千人大讨论，体制外有民主墙、民刊、高校竞选运动，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是过去二十多年中难得一见的。后来当局以“四个坚持”、“清污”“反自由化”名义屡次进行打压，但是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再度出现了知识分子议政的新高潮。在此期间，知识精英始终以“独立知识分子”自命，而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说法。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新概念还没有从西方知识界传入中国；一方面是因为生活之树常青，理论则是灰色的，理论认识总是滞后于社会实践。 当时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有两个明确的针对性。一是针对毛泽东的“皮毛论”。（毛说：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小生产所有制五张“皮”上。现在，知识分子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不听主人的话”，“明年就不下聘书了”。）二是针对1980年代所特有的知识分子“入阁”“入幕”倾向。 1986年9月，我在胡平《论言论自由》座谈会的发言中说：“胡平的文章是一个标志，是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人格逐渐形成、新的知识分子典范逐渐形成的一个标志。……没有绅士风度，实现不了言论自由。同时，欺骗、借助某种权势，也实现不了言论自由。胡平只是娓娓道来，而不靠政治上的算计。我们只能靠言论的合理性来说服群众。在气候好的时候，真正的知识分子也不应该借助权势，来加强言论的说服力。”两年半以后我又在一次座谈会上说：“知识分子要有独立的政治人格。遗憾的是：许多知识分子（包括从事政治研究的个人和群体）都尽量使自己的形象模糊，以便谋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这是政治人格未发育成熟的表现。从政治主体方面，现在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基本崛起了，从88年下半年开始。我认为我们这些人觉醒早一些，但这不构成一个占统治地位或领导地位的力量，一直要等到88年的北京饭店会议，到今年的签名运动，到这次的学生运动，才最终标志了中国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它已经在历史上崛起了。那么下一步呢，它的成熟化呢，很显然是需要有一个组织起来的过程，从政治上的自觉到一种组织上有力量的政治主体。” 1988年，汤一介先生在《经济学周报》上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前途》一文，指出：“在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有‘道德学问’的人常常自己想当‘帝王’，或者帮助别人当帝王。这样就使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作为一个自觉的集团的作用大受限制，从而很难形成一种‘知识分子’的独立群体意识。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要形成一自觉的群体意识，就必须努力保持其‘不治而议’的特性，这应是毫无疑义的。” 同一年，我所在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报》联合召开了两次知识分子问题学术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郑也夫、许纪霖、吴廷嘉、黄万盛、高增杰、阎步克等。郑也夫当时撰文说：“在官僚机构中补充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也是开明的措施。但掌权者的直接意图往往是为了增加几个能干的官僚，并没有想引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气氛。……这种补充新血只有周期性地不断进行，才能保持住官僚机构中的活力。而要这样做，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社会上存在着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后一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向前一领域流动，但前提是：两个领域都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他还援引科塞的话说：“批判精神和不受束缚是他的标志，他总能‘在’一个社会中而不完全‘属于’它。一定程度的疏远正是完成知识分子角色的前提，而同时这种疏远是建立在对于社会基本理想和中心价值的深切关心之上的……在他们深切关注的同时，他们应保持独立，这种态度使他们通过‘独立关注’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而超越感情上的中立和盲目的卷入。”许纪霖后来回顾说：“作为一场严肃的思想讨论，‘知识分子热’还是有一些正面的思想成果保存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和独立人格。这一诉求在八十年代的思想界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这一独立意识的关怀便催生了我所称之为的思想界。在‘文化热’之前，中国除了专业的学术界，只有理论界，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在理论界展开的。但理论界与权力中心、与主流意识形态靠得太近，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的争夺。从新启蒙运动开始，知识分子便慢慢地从体制中心向体制边缘发展、向民间发展，开始建构起一个民间的思想界。” 1980年代人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独立性”，强调的是与官僚机构保持距离，而不是与政治运动和社会生活保持距离。王军涛说：“真正一再挑战执政者的是第三代知识分子，他们成长于文革和其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共产党意识形态失去影响力的文革后受到正规教育并接受西方社会思潮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他们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知识分子问题，不仅倡导培养独立的知识分子的政治人格和心态，而且试图上接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士大夫精神。他们是民主墙运动、校园民主、学潮、新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通过80年代的这些活动，他们形成自己的多元社会的理念和独立政治人格。到80年代中后期，他们先后发动从书热、沙龙热、民意调查热、文化热、民办学校热、新学科引进建设热和从商从政热、幕僚咨询奏折热、大型研讨会热，开拓独立的影响社会的渠道和机制。到80年代末期，他们与上两代知识界领军人物已经创造出左右舆论和人心的政治思潮格局。尽管从经济基础、制度化空间和思想成熟上他们还不能与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但由于政治稳定有序和各界期望，他们对政治演变进程的影响并不小于民国时知识分子。” 进入1990年代后，“独立知识分子”的含义逐渐变味了。梁启超、陈独秀、胡适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再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典范，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成为新的偶像。周作人的闲适小品文，张爱玲的海派小说，因为远离政治（虽然他们本人或是汉奸或是汉奸家属）而受到热捧。在海外中文网站上，“独立知识分子”的简称“独知”，被赋予类似“小资”的寓意，甚至被认为是“犬儒”的近亲。这种变化由何而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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