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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义”，“义”应理解为求实绩尽权能不妄进，但现在我称之为“见利忘义也”。“见利忘义”乃小人之为，正人君子所不齿，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也。“义”是孟子的中心思想，是对儒学的发展和补正。“爱”和“仁”在其他民族的语言中有近义词，“义”却为汉语所独有。这话不是我说的，我外语不行，母语一般一般，全国第三。这话是南怀瑾先生说的，有兴趣你们可以看他的《论语别裁》，还有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当然，犬儒们也讲论语、注论语，他们的东西也可以看，犬儒的学问很会卖弄，他们献媚的表演也会使人深刻。还是说“义”，按照孔子所说，坦荡荡的君子重于“义”，常戚戚的小人看中的是什么？“利”也。当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惜，为“官”者一旦重于“利”麻烦就大了，“见利忘义”便在所难免。新疆伊宁市委书记焦宝华受贿不说，还亲自注册多家公司，比起那些稳赚权力股的同僚并不高明，只是一个太急功近利的实例而已。对“义利”这个命题我们不用多探讨了，几乎所有的先贤都涉及过这个问题，“义利”之辩甚至成了一门学问。哪是对的、哪是错的，人民知道、官员更清楚。我只说一点，在中国文化中，“重利轻义”被说成“小人”是很重的，“小人”是近于禽兽的，也就是说“人性”弱、“兽性”强，所以，中国文化中对“君子”的追求就更强，强到什么程度？逼出了一批一批“伪君子”。对了，大多“伪君子”就产生在“官场”，“官场”被称为“酱缸”中之“粪缸”。所以，这样的社会产生两个很坏的现象：一是“假”东西盛行，如“假文凭”、“假奶粉”、“假新闻”、“假绿化”、“假农田”……；另一个是“秀”，这是更可怕的现象，特别是“官员秀”，“假”还可以识破，“秀”者却常常掌握着话语权和生杀大权，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诱惑性，能达到“厚黑”的极致，还动员国家资源包装。所以，当“表演”称为“官员秀”常态的时候，社会危机就不远了，因为，我们实在找不出这些“官员秀”后面动机的合理性、合法性和良好动机。我所理解的其他人（艺术家、演员、企业家、普通百姓等）作秀最多是道德问题，官员要作秀就不仅是道德品质问题，而且是法律问题，涉嫌邪恶。马丁·路德·金说过，人们是无法通过邪恶手段达到美好目的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所以对官员，既要“原心”，又要“原迹”，没有“公心”和对人类美好生活的信仰你不要去当官，不如回家卖红薯。一句话，官员作秀，一定是在“瞒”和“骗”，一个充斥着“瞒”和“骗”风气的政权是邪恶的！不改变是有违人道天理的！因为连一个“江湖道义”都没有的官僚机构，只能是一个连土匪都不如的相互倾轧、自私自利的暴力专制集团。如果从法理上分析，就是它执政的合法性已经丧失，诚信系统已经崩溃，其寄生性、腐朽性已如脓疮溃烂，成为表面上光艳照人、实际上人人不齿的“齐奥赛斯库”！ 还要说说“廉”，“廉”应当是廉洁自律公明高洁，但现在我称之为“高薪养廉也”。新加坡是不是高薪养廉的典范？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我认为，高薪养廉在目前的中国是无稽之谈，为什么？因为任何政策的推进须有一定的条件。如“非暴力”运动在印度、美国行，在中国肯定不行，至少现在还不行，我们已有血的教训，这个问题我们以后会谈。新加坡的整个政治体制与我们是不一样的，它的法律、教育、文化、经济、公民素质、传统都与我们有异。它的使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愿贪、不必贪”的廉政制度建设已经形成一种文化。你看中国，贫富差距有多大？海南一70岁老农月养老金3块钱，深圳银行高管的年薪却近900万（不包括隐形收入）。我不反对高薪，也不反对官员高薪，官员也是人，但是人就应具备“人性”。根据我多年的思考，我认为人性的本质是“一体两端”，这两端就是“私”和“良知”。“私”被荀子看做“恶”，只看到了表面的一点；“良知”被孟子视为“善”，也只看到了表面的一点。西方人与荀子的看法多有相似，所以一路制定了法制规范；王守仁是看到了“良知”，创造了“心学”，可惜没有找到唤醒、利用和护卫“良知”的途径。我是找到了，这属于另一个问题，也以后谈。我只是想说，所有人类社会的活动都与人性两端的决定性有关，谁也不能超越人性本质，人性两端的平衡和不平衡决定了人的状态、也决定了社会的状态。为什么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都有反复，有解不开的结，关键就在对人性本质谁也不能完全掌握和超越。都说社会总体是进步的，我承认，但也不是没有一下子倒退许多年、一下子陷入灾难的可能，20世纪，我们中国就付出巨大代价，转了一个圈。说“廉”说了这么多，千万别看做题外话。因为“廉”就是人性本质之一端的表现之一，是人类必须直面对待和无法根本完全解决的难题，所以，除了靠自身的修养，还要靠文化、制度等。如果说东方文明可以更多地解决自我道德的修养（可惜我们有几十年的时间一直在自我羞辱），那么西方文明可以更多地给我们法制的保障。看过《一代廉吏于成龙》后，感慨很多，自古好官多自“廉”啊，不说远古的圣人（那算是传说），就讲以刚直廉明著称的海瑞，就讲“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郑板桥，今天的“公仆们”做到了吗？我见到过很多厅部级党员干部别墅的顶楼，有一间供菩萨和各类神明居住的小房，但办公室里又常常悬挂着“宁静致远”、“为人民服务”、“公生明，廉生威，无欲则刚”等类似的墨宝，很显得不伦不类。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孔子的话可以不听，邓小平不也说过吗？他说，共产党员一要怕党，二要怕人民，三要怕民族党派。什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什么除了人民的利益自己没有私利。自己说的话只要自己还信，那就谢天谢地了。很多在台上慷慨激昂做反腐报告的官员不是下台就被戴上手铐吗？我知道，他们内心有贪婪、有恐惧，唯独没有敬畏，真正的敬畏来自信仰啊！ 最后说一说“耻”，“耻”应当是守心正义不趋不枉，但现在我称之为“不以为耻也”。与“不以为耻”常常相连的另一个词叫“反以为荣”，“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无耻”的极致，是用公权力来为“耻”树碑立传，公开羞辱天下人。试举一例，广东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被捕后有一段无妄的语录，他说：“要说我是贪官，当官的就都是贪官，现在是大贪提拔小贪，贪官反贪官”（大意）。诚哉斯言，石破天惊啊！罗大书记敢于在那种环境说出来，当是他的真实认知。孔子曾在学生子张临去做官时说了从政的九点要诀，即尊五美，除四恶。什么是五美呢？就是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什么是四恶呢？就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公仆们”是“五美”没做到，“四恶”常做绝。也难怪，他们不读圣贤书，只钻研为官术。他们天天喊不能照搬西方，这没什么错误，因为我们照搬过苏联，证明错了；但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东方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是西方的学说。对此，我要说，呼吁民主、自由、宪政是一百年前的共识，不是照搬不照搬的问题，而是学习、借鉴、探索、实施的问题，是不要兜圈子、绕弯子的问题，是天予我时、时不我待的问题，总之，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说到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我坚决拥护，但我只拥护党的正确领导，反对任何人、任何党派的错误领导，而且前提是“正确”与否要由被领导者说了算、由实践说了算，不能由会议文件、社论、某个人说了算。过去我们说清朝以前的政权都是专制的，北洋政府是腐败的，国民政府是反动的，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它是“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我仔细地、不断地注意收集和翻阅近百年来的史料（至今不解密的还是太多，今后随着不断解禁有些论断还会修缮）发现：如果说两千年的史书上写着“吃人”二字，那么，我原来读过的关于近百年历史的官方主流表达只能用“骗人”来概括。统治技术是先进了，换汤不换药，或者说，熬药的锅子换了换，汤也是老汤。看看如今吧，太子奶老总李途纯被关押近两年，无罪释放，结果算是好的，但被逼死了两人，逼疯、伤残多人；还有一位被非法关押的河南滑县法院院长，可能叫刘德山的，被行刑逼供，欲哭无泪，欲告无门，这都不是特例，翻开报纸、打开微薄，这样的事天天在发生，发生了只有人掩盖、却少有人管。我总在锥心地痛：那些普通人遇到灾祸怎么活？生了病无钱要么死，要摸偷；被冤枉上访还要交上访费，这是好的，李淑莲死了快三年了，谁又来管？也许有人会说，你讲“耻”，怎么说起了这些奇人怪案？也许这些事都是个别的，与伟大成就和辉煌业绩无法比。我要说，一个正常的社会不会漠视“人”的基本权利，我们都是同类，动物都懂惺惺相惜。是的，社会存在一些问题是无法避免的，“小悦悦”事件和“彭宇案”揭示的却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司法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底线，只有“官”才能突破这一底线，这一底线被突破，就是社会危机的预兆，它表面上看是“贪腐”所致，实质上是体制、制度的痼疾所生。如果和道德沦丧一起泛滥，也就是“民德”、“官道”都突破了“耻”这一红线，靠他们自己已不能自拔。如此，什么怪事不可能发生？什么问题不可能出现？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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