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常识，人们知道，知识本身是没有立场的，同样的核技术，被奥本海默掌握，就帮了杜鲁门，被海森堡掌握就助长了希特勒。所以科学知识的最终价值在于它的立场。科学知识没有道德，但它在被使用的时候，必定有道德的介入。
　　
　　然而，那些真正用良知说话的专家，其结果往往是被直接打入“冷宫”的。这一现象在中国于今尤烈。记得某生态学教授说，近两年当地某市县的项目评审已经不再邀请他了，而是不远万里到外省或国外请专家。因为他研究当地生态多年，清楚地了解某些项目建设的生态和环境污染后果，他不想昧着良心，去给主办方签字、背书。主办方也是精明得很，你不能被收实，外地自有熟悉的可收卖的专家；你不给我签字，那我就不用你。我第一次专家评审通不过，我就换批外地专家再一次评审，总有一次能通过评审通过，总有专家愿意在不了解或背了良心的情况下签字背书。
　　
　　在中国,专家历来深受公众推崇和信赖。而专家嬗变为“砖家”一词在网络出现，则应归功于陕西“华南虎”事件之后。“华南虎”事件中，相关专家的草率决定直接开了此类国际玩笑的谬种流传的先河。
　　
　　此后，桥塌了，专家说与质量无关；房价高了，专家说与地价无关；泥石流了，专家说地植被无关；性早熟了，专家说与奶粉无关；不良反映频发，专家说与疫苗无关；活熊被取胆了，专家说熊很舒服与痛苦无关；破烂皮鞋被拿去做成毒胶囊了，专家说一天吃六颗铬含量太少，与疾病无关......。面对这些一而再，再而三的荒诞言论，媒体、公众屡屡质问：中国的专家为什么总爱睁大眼睛说瞎话？屡屡质疑，屡屡沉没，政府相关机构和涉事企业，要么含糊其词，掩其过关，要么干脆不理。对此，民众慨叹曰：中国专家已失掉良心了。
　　
　　于是在现实的背景中，我们常常看到：面时愚弄公众的伪专家，真专家们却选择了沉默；当面对意见相左时，真专家却选择了沉默；当面对意见相左时，真专家们更是躲躲闪闪、不言不语。往往是这样，一旦某专家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观点引起了较大争议，其他同行容易碍于面子，保持缄默。但公众希望看到的是，如果甲专家的观点有问题，最好乙专家能站出来与与搏弈，如果乙专家没有将问题解释清楚，丙专家最好能为大家提供更通俗的见解。学术界不需表面上的一团和气，真理往往越辨越明。专家是凭学识表达意见的，他在表达意见时不必在意别人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反对不反对。但是我们要排除一种例外，那就是受了利益部门的左右，不按知识说话，不按科学规律办事。春运一票难求，专家说是在于“票价太低”；云南新三公路通车第二夫坍塌，专家分析称因“因雨太大”；陕西榆林251名学生饮用蒙牛学生奶后集体发烧、肚痛，专家解释是群体性心因性反应；合肥工地被查出用竹签代替钢筋，专家声称“质量没问题”、“不会降低楼盘承载力”。一些专家借助媒体说出的话，似乎总是和某些部门和大企业的利益保持高度的一致。
　　
　　专家如果不用良心说话，为什么危害很大？因为平民百姓坏良心只涉及一个人，但专家学者昧良心则影响一群人；因为专家有权威、有能量、具有前瞻性思维，说出的话有人听，做出的鉴定有人信，造出来的产品有人实。甚至有些专家说出惊人语其实就是为找拍。农业专家任正隆说：“个税起征点太高就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北大教授肃灼基说：“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经济学家张维迎说：“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经济学家厉以宁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太，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
　　
　　知识经济的时代,专家的知识被使用得太多了。知识是可以卖钱的，其实，知识上了市场货架并不可怕，但最让人不放心的是，我怕专家在卖知识的时候把良心也搭了进去。
　　
　　水价上涨，发改委专家说：“资源性产品提价，有助于遏止资源浪费。”。矿难频发，经济学家张维迎则声称：“黑砖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殷必然现象，社会要发展，必然有人付出代价。黑砖窑为无业游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对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这就是权贵阶层献媚丧失独立人格后专家说的话。有些老百姓都明白的是非，专家却楞具装不明白。
　　
　　为了讨得上级领导的欢心，为了给上级领导分忧解难，专家们会从各种专业角疫、甚至不惜编造谎言来论与证。什么医改会让全民受益，什么教育产业化是与国际接轨，什么国有企业改革不会让工人失业等等。民生艰辛，“砖家”们不帮着说话也就罢了，还雪上加霜，满嘴喷粪。
　　
　　在重重危机面前，专家本该率先以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担当，以非凡的勇气揭穿谎言，捍卫科学的精神和尊严，但如今这种敢于质疑，敢于追问，作出不同判断的专家，真是太少了。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钱理群)”。这应不是盛世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