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体育明星田亮夫妇在港生“二胎”事件引发舆论关注。根据《陕西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如果认定超生，依田亮夫妇现在的年收入估计，罚款很有可能达到几百万元。这一事件也让“社会抚养费”这个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利器”浮出水面。记者调查发现，若以9亿元为2011年内地各省市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平均数，全国31个内陆省市总征收规模高达279亿元。然而如此庞大的一笔资金，在许多地方却“去向成谜”。（5月2日中国广播网）
　　
　　长期以来人们对“超生罚款”早已熟记于心，而对后来将此改为“计划外生育费”和2001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社会抚养费明确地规定下来的“社会抚养费”却不是十分的清晰。因为它始终没有摆脱“执法经济”的框架结构，虽然“社会抚养费”体现着国家对公民生育权利的尊重。然而由于模糊的法律定位，征收“社会抚养费”事实上也变相沦为一种“执罚经济”，这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有些人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征收，来中饱集团或个人的私囊。
　　
　　由于田亮超生无意中引发的“社会抚养费”讨论，人们对上百亿的巨额社会抚养费“去向”产生了质疑，对此国家计生委的官方解释称：“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换言之那些被征收的“社会抚养费”的对象，只要交纳了该费用就可以享受正常人的同等待遇，但事实又怎样呢？由于没有计划生育证，这些人依然面临着无法上户口，适龄时依然是受无法上学等种种困扰。但是这里绝不是所有都会如此，因为但凡有价格可谈，政策通常也可以用来交易。
　　
　　但是，笔者这里要着重谈的是，社会抚养费在实行“收支两条线”是否在阳光下运行？时至今日我们也没有找到“社会抚养费”有效支出的合理轨迹。如果收入还算清晰，那么该费用的支出就是雾里探花了，原因在于中央财政给予地方的自主量裁权力过大，以至于基层行事诡异和五花八门。
　　
　　如果正如有网友公布了一个镇计生服务站的“社会抚养费”支出分配：在共计191万元的社会抚养费支出中，有44%列为“其他支出”；21%用于职工的工资；11.5%上缴镇政府。而用于独生子女奖励的只有0.42%，合计8130元；手术服务费也不足4800元，约占总支出的0.25%。近两百万元的社会抚养费支出，仅有不到5000元用在了理当属于支出大项的计生手术服务费上，其余均被购车、吃喝、名目繁多的各种奖金、补贴和业务外开支占用的情况属实，那么“社会抚养费”实际功能在哪里？
　　
　　即便像北京、上海这几个大城市规范一点，社会抚养费全部上缴财政，而计生委的工作经费与社会抚养费完全脱钩。在内地省份，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工作都委托给了乡镇、街道，虽然是收支两条线，但30%到40%返给了乡镇，然后一部分补充县计生委的工作经费，只是到财政局转一道手而已。对此人们质疑，社会抚养费究竟抚养了谁？就不足为怪了。更有甚者是将征收“社会抚养费”与奖金直接挂钩，超生者成为他们的“圈养”对象，放水养鱼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事实上他们再某种程度上更加看重超生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绝非计划生育本身。此时超生者在计生部门的眼中，其实更像是取之不尽的“摇钱树”。
　　
　　笔者起初对两会期间有代表提出《关于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建议案》，由于没有吃透精神没太深刻的理解，现在看来不仅存在“社会抚养费”制定有脱离当时人口急剧下降这一社会现实。还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个别人以国家利益名义改变着基本国策的内涵。如果说对当时国力不足人口剧增的社会背景下“只生一个好”未必错。但是当我们国家逐步进入老龄化，在未来几年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历史命题摆在我们面前时，国策的调整就已经迫在眉睫了。
　　
　　笔者不是说要彻底取消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而是要计划生育的内容要符合实际国情。力求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与社会发展的平衡。
　　
　　就此看来田亮港生所引出的“社会抚养费”的讨论是有意义的，或许有一天田亮的“港生”会被新的花边所替代，但是由此而牵出的一些地区靠“肚皮”敛财的腐败之风，决不可视而不见。否则计划生育也成为了腐败的大温床，到时就极重难返了。文/随意【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