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最近有很多关于银行的新闻，其实不仅是从现在开始，断断续续地从2010年就开始了。因为银行缺钱，它就要去筹资。很多银行股的投资者觉得压力很大，但是后来发现来了“救星”，“救星”是谁呢？大国企。比如说，中国移动控股了浦发银行，中石油控股了昆仑银行，国电电力控股了河北银行。根据国资委统计，到2010年末，几十家央企共投资了上百家金融机构。本来一开始觉得这事挺好，有人买单，但是再转念一想，真的会是这样吗？对这种过于密切的产融结合，是应该拍手称好呢，还是应该去把握其中的分寸？
　　
　　夏斌：关于“产融结合”这个问题，实际上往上追溯的时间可以更长一些。追溯到上个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后，整顿金融秩序的时候。在这之前，我们有很多信托、证券、银行、租赁公司等等，其实好多是民营资本控股。在亚洲危机后的金融秩序整顿中，发现很多机构严重违规经营，资不抵债，倒闭、破产了。实际上像“四大银行”在当时也是这样，从技术上已经破产了，就是不良贷款远远超过银行资本金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了稳定金融秩序，为了稳定整个社会，要对这些金融机构进行救助。资本从哪里来？为了抓紧注资，就拉了一些国有企业来注资。从当时说，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必须的，是为了稳定金融秩序。但现在，有些人好像把那段历史给忘记了，比如有些监管规定就说，成立一个金融机构，必须由国有大企业控股。现在不管是信托、租赁、中小型银行、基金管理公司，全都是这样。这是不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长远原则呢？我认为不见得。
　　
　　李南：您是说“忘了来时路”，“失其本心”了，是吧？
　　
　　夏斌：我们市场经济的原则，应该是符合条件的资金都可以进，不能歧视民营资本。现在咱们国家资本在金融业中的占比确实是越来越大了。
　　
　　李南：我们看有多大啊，像工行，目前汇金公司占到其股权的35?4%，财政部占35?33%。建行，汇金公司占了57%的股权。汇金公司、财政部已成为我们很多国有大银行的大股东。
　　
　　您觉得目前这种状况是否应该改变？不应该任其发展下去，对吗？可是我们也看到，据说在世界五百强企业当中，有80%以上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结合在一起的，于是也有人鼓励这种行为。他们觉得这种方式有其合理性。因为产业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如果有自己的金融控股公司的话，融资会更加便宜。另外，多余的钱也可以寻找到一个更好的出路，毕竟中国目前的金融业是很赚钱的。机构准入有管制，有价格的保护，有很高的门槛，所以它的收益率相对是丰厚的。你如果要改变这种状况，其实也不符合市场规则。
　　
　　夏斌：不是说央企的产业资本不能投金融机构，而是说大家应该公平竞争。起码民营资本也应该让它投吧。一定要公平竞争，要坚持这个原则。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在成立的时候，民营股东难道就不能当大股东？道理上，从市场经济的原理上是说不通的。而目前的一些潜规则实际上是对民营资本投资金融业设置了很多限制。
　　
　　李南：“产融结合”会有什么样的弊端和问题呢？到底是利多还是弊多？
　　
　　陈道富：“产融结合”本身，如果都按照市场规则来推行的话，其实是有利的。但是如果说它超越了这种正常的市场规则，造成一些关联交易或者关联贷款，或者由于内部信息的不对称，股权架构非常复杂，使得对其更加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管，那么它就会带来很大的隐患，可能会出现金融机构违规的贷款。因为股权架构太复杂，会形成非常复杂的金融操作，杠杆率将隐性地变得非常大，就可能带来潜在的风险。
　　
　　夏斌：我们现在担心的常常是，如果监管不力的话，国有企业和金融业强强联手，有没有关联交易？难说。当然，民企投资金融业也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监管到位。哪种资本在里面，其实无所谓，都是在发挥资本的属性，赚钱而已。但是资本能做什么事，那都要靠监管部门，靠游戏规则来界定清楚。
　　
　　李南：目前从政策层面上看，对这种大央企跟大金融、保险公司、银行等机构的融合，您是持鼓励的态度，还是认为不能太过紧密，否则会有损市场竞争，使资源分配更加不公平？
　　
　　夏斌：从现状来看，我看好像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国有资本在金融业里面的比例是越来越高了，当然我现在还拿不出数据。应该怎么办呢？不管是国营的还是民营的，资本一定要可以自由进出金融业，这是从金融机构本身来说，要有市场游戏规则，大家都按市场游戏规则走。对政府来说，1997年，大的国有企业投资金融业，进了这么多机构，是有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的。那么现在的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在股权投资管理上，应该要坚持“有进有出，有增有减”的原则。政府能不能好好研究一下，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一些重要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金融企业，仍保持相对控股或者绝对控股的战略原则，在此基础上，多余的股份就不要持有了，可以逐步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