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成为我们的“常识”后，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成了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学“进化”序列的不二认知，对各个时代文学风貌的直觉想象。我们通常倦怠于再去考虑，这个“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实只是站在历史“制高点”上的后代人对前面诸个时代的一种认识而已。它多少是有些唯“进化论”倾向的，而且，它所展示的，是后代对前代的认识，这种认识还是极度“精简”了的。如果拿这样的认识去和历史打打交道，就能觉察出它的局限来了。

　　比如宋词，我们今天将它视作宋人的代表文体，未必有错，但拿它作为“主角”来覆盖对有宋一代文学的整体形象，就经不住历史的锤炼了。单单从数量上来说，《全宋诗》所收的作者、作品就远远多于《全宋词》。数量当然不代表一切，但是从当时人的认识来说，诗文是“大道”，词是“小道”，是没有问题的。

　　事实上，真正用今天的眼光和事物来观察类比，最初的宋词写作，就是今天的流行歌曲作词——从文学的正统观念来说，为流行歌曲作词怎么也算不上“大道”。有个我们很熟悉的典故，柳永“奉旨填词”，“奉旨”是自嘲，“填词”倒是实情。

　　说“填词”，必然就是有曲调在先。本来词就是用来唱的，勾栏瓦肆最常见的娱乐活动之一。所以世传有人回答苏东坡问，说“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这话后来被视作对柳、苏两人词风的形象说明，其实按照词在当时的主要功用，这话未必没有揶揄的意味：填词本是休闲之用，勾栏瓦肆中十七八女孩儿温声清唱才是“主流”，让几个关西大汉拿着铜铁作响，大声吼唱，那是军歌不算曲子。

　　词最初就叫“曲子词”，曲是音乐，词是歌词，完整的词是音乐加歌词。作词者照着音乐填词，那些为人激赏的传播到世间，被人传唱，叶梦得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避暑录话》），既是指柳永“填词”通俗，也说明了作为“作词家”的柳永作品的受欢迎程度。

　　古代没有什么著作权的概念，所以各种曲调可以随手拿来就用。那些曲调的原作者，也就是最初的作曲者往往不被世人所知。有些今天被称作“词牌”的曲调，根本就是“集体创作”的成果，比如知名的《菩萨蛮》、《浣溪沙》，最早都是唐代的教坊曲。有些兼具作曲、作词能力的，则得以署名流传。比如词牌《如梦令》原名《忆仙姿》，是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自度曲”。什么叫“自度曲”？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这位皇帝有自己作曲的能力，能够原创。据载，苏轼嫌这个曲名“不雅”，取了李存勖原词中的“如梦”二字，改称《如梦令》，按着李存勖的词仿填了两阙。

　　多年之后，李清照批评晏殊、欧阳修、苏轼这些人所作的词，根本就不合词要被演唱的要求：“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齐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她的意思就是说，这几位学问虽高，但是作的词根本就是改了断句方式的诗，根本就没法按照曲调唱出来。要是这个字的位置本来是个拖长了音的“啊”，你偏偏填上了一个没法拖长的“呃”，怕是憋死了最婉转动人的歌手，也没法唱出味道来。一首好曲子，填了不适合演唱的词，从词本来的角色来说，算不得完整了。不过后来越来越多的曲调失传，这些没法唱的词“不协音律”的弱点也就渐渐不再成为弱点。

　　作为娱乐活动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的“填词”，终于在时间的偏袒之下，和“作曲”分离开来，成为纯纸面的高雅文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