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的突出特征是向上移动，考虑过去20年前、30年前，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住房、交通、收入方面是向上移动，这样向上移动的人口，我认为就是中国主流。综合相关研究，中国的中间阶层已经形成，他们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他们包括普通公务员、中小学教师、高校里教理工农医的大学教师、享有养老和公费医疗的退休职工。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同盟军，人口在1亿－3亿，年平均家庭收入15万以上，他们是国内市场主要消费者，集中在城市，储蓄率高，年龄平均45岁以上，他们需要社会稳定，基本拥护共产党，处于政治上下层冲突的缓冲地带，意识形态上保守。
　　
　　金仲伟（春秋研究院执行董事）：要辨识主流社会，主要是用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来辨识它，主流社会肯定存在，但是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主流社会的价值立场宣扬，这样的主流社会不被辨识。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我觉得主流社会就是以中国社会中等收入者为中心的一套意识、观念，他们形成对主流社会一般的看法。
　　
　　寒竹（春秋研究所研究员）：所谓主流社会通常由一个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中上层人群组成，并具有比较接近的价值观、政治理念和社会情趣。显然，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着一个有着明确边界的社会群体。比如美国，整个政治界的精英、中层阶级基本有共识，而中国目前并不存在这样的集团。中国企业家群体远没有成为一个有社会影响力的阶层或群体,极少在社会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个别企业家如王石、张朝阳等基本上是个人身份发言，而不代表一个企业家群体。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经济和政治上，既没有跟中国政府结盟，也没有跟企业家结盟。但是他们掌握了中国社会的话语权，掌握了舆论的主导权。因此，企业家、官员和知识分子这三个构成中国社会中上层的主要群体事实上是分裂的，所以，中国社会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主流社会。此处，鉴于中国国情，不宜提“主流社会”，主流社会很可能被人指责为“权贵社会”。这对中国社会发展不利。我觉得还是应该多讲“全民社会”或“公民社会”，这更符合中国实际。
　　
　　柯银斌（察哈尔学会秘书长）：中国的主流社会从人员构成上讲是存在的，中国主流社会是官方，从古到今一直是这样。从价值观角度讲并不存在。有哪几个词能代表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呢？
　　
　　杨平（《文化纵横》社长）：每个国家都存在主流社会，通常那些掌握社会权力、财富、公众舆论，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群都可称为主流人群。在传统中国社会，主流人群应该说是士大夫阶层，他们负责治理和教化；改革前30年，中国社会的主流是共产党，共产党人以其自我牺牲的精神和理想主义的情怀构塑起当时的社会共识和主流。今天，中国主流人群和主流社会，应该是由公务员队伍、财富阶层、媒体领袖、知识分子、律师、社会组织领袖等构成。主流社会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没有主流人群的责任担当，在险恶的竞争性国际环境中就不可能推动民族国家现代化的顺利转型。这已为很多例证所证实。
　　
　　罗援（军事科学院少将）：中国有主流社会。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它的主流社会就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中国共产党都不能成为主流社会，或者是这个社会出现了问题，或者是这个党出现了问题。知识精英虽然掌握着知识，但并不一定代表着主流。
　　
　　丁刚（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中国的主流社会实际上还是靠几千万共产党员来支撑和引导的。不久前我去了汶川灾区，震撼很大。这震撼不只是因为我看到了遗址和重建的城市，而是看到了基层党组织在抗震救灾和重建中显示出的领导力。地震发生时，正是这些党的基层干部英勇地喊出了“共产党员站出来，男人站出来”，他们不顾自己的家属遇难，在通讯完全中断的情况下组织了抗震救灾。相比于海地、美国等许多国家在遭受灾害时的情形，中国社会从基层显示出的力量是明显不同的。正是这样的来自基层的力量在支撑着这个国家，支撑着这个社会。
　　
　　刘志勤（瑞士苏黎世银行北京首席代表）：中国从历史到现在，主流社会一直存在，中国每个发展阶段都跟主流社会的状态和发展有很大关系。我们目前的改革实际上正是适应主流社会的需求，所以改革发展30年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目前中国的主流，就是邓小平的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我觉得这几十年来中国确确实实抓住了这个主流，并且围绕“发展”形成了一个主流社会。中国社会的架构长期以来是由君、臣、民组成，也就是由领导阶层、政府机构和公民形成。中国的主流社会包括这三个部分。
　　
　　赵民（正略均策管理咨询董事长）：中国主流社会的主体是城市人口。农民在这方面肯定是弱势，他们没时间发表声音，或者发表不出来大声音。现在构成中国主流社会的应该是有能力、有理性思考、具有公民意识、还肯说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