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今天在这里讲出来，和大家交换一下意见。
　　
　　近百年以来，对于我们研究古文字的人有两次千载难逢的机缘，第一次是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我们特别有福气，今天这是第二次。自1899年往上推100年，拿破仑南征埃及，组织了一个“埃及研究所”，随军远征。1799年，在埃及尼罗河口罗塞塔发现一块石碑，即“罗塞塔石碑”（RosettaStone），碑上刻有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世俗体文字和希腊文对照的铭文，为释读古埃及文字提供了钥匙。整整100年以后，甲骨文的发现，把中国古代的可信史推到了商代。应该说，如果没有甲骨文的发现，就没有今天的古文字学。罗振玉、王国维的古文字学，基础就是甲骨文的发现。清代小学是以《说文》作为根基的，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也没有跳出《说文》这个圈子，是旧瓶装新酒。甲骨文的发现及研究，不但是从量上增加了古文字材料，而且是在古文字学研究的范畴上补充了一个新阶段。古文字研究者的思维方式也随着改变，慢慢习惯根据出土的材料，重新认识古文字演变的源流，整个框框都变了。
　　
　　罗振玉和王国维是古文字研究两个时代的过渡，他们之间有些差别，王国维已经是新的时代了。1925年，王国维到清华任教，应学生邀请作公开讲演，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现之新学问》。他指出新的发现带来新的学问，举出当时著名的“四大发现”。这篇讲演稿最早发表在《清华周刊》上面。现在，四大发现变成了四大学科：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文书档案学。
　　
　　在70年代，我与裘先生都曾在原北京大学红楼工作，整理新出土的秦汉简帛材料。那时候，因为有一些重大发现，需要各个学科的专家集中起来工作。过去，秦至汉初文字材料很少，一开始看云梦秦简时，有人说是汉简，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见过秦简。今天看秦简多了，里耶就出土上万支。至于战国古书，孔安国看过，束皙看过，我们只看过传抄的古文《尚书》等的传抄材料。如用楚文字抄的《老子》，我们过去怎么能够看到呢？这真是千载难逢。
　　
　　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甲骨文的发现一样，补足了古文字演变历程的一大块。从宋代以来研究商周青铜器的铭文都是依据《说文》，小篆与金文中间隔了一大块。这个距离太大，有些字不能解释。50年代初，我在考古所，陈梦家先生对我说：你这么学甲骨文不对，应该先学《说文》，然后往上倒推着学习——战国文字、春秋文字、金文、甲骨文。我今天也对学生讲，学习古文字最好倒推着学。文字的演变是一环扣一环的，如果中间缺了一块，必然会影响到我们释读。现在因为有了一系列新的发现，从理论上说，我们考释古文字可以贯通。
　　
　　活在今天，居然有这么便利的条件研究古文字。我们有这么多新发现，现在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所经过的区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地区，随着工程的进行，以后提供给我们的考古材料一定是大量的，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收获。
　　
　　现在，随着出土的古文字材料很多，也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古文字学界的眼睛一直盯住新出的材料，造成一种现象，大家都在追新出的东西。今年（2006年）在广州召开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年会，我因为在台湾没有去，看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也是大家的重心集中在新材料上面。这个形势看样子在短期之内是不可能改变的。我个人认为，我们今天应该多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大家都在盯住新的东西，都争着在网站、报刊上发文章，就没有人愿意去做耗费时间的基础性工作了，结果大家老是在一个水平上转圈子。《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出版以后，没有多少人写文章，我非常失望。在座的同学有谁写篇《〈秩律〉研究》？最基本的就是画个地图，当时一共有多少个县？考证出各个地望。我们应该明白，只有在做好基础性研究以后，才能够把新出材料的研究深入下去。我希望能组织一些课题，特别是有关方法论的，做深入探讨，争取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附
　　
　　下面是李学勤先生讲完后，与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师生们的对话：
　　
　　问：李先生，您好！据您自己讲因为您小时候身体不怎么好，所以才看了不少书。您现在已经是大家了，请问您的养生之道是什么？
　　
　　答：我晚上不工作，有什么好看的电视剧我都知道。
　　
　　裘锡圭先生：李先生吃得少。
　　
　　张涌泉教授：关键是师母照顾得好。
　　
　　李夫人：他最大特点是家务事不操心，再有他倒头就睡。
　　
　　问：李先生，您好！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听过您的学术报告，每次听您的讲话都很受启发。请问，您在积累材料方面有什么经验？
　　
　　答：我看过就记在纸上。
　　
　　李夫人：他习惯随便拿个什么纸头就写，我给他搜集在一起时都不好装订。如果以后要整理他的笔记，估计会很麻烦。
　　
　　裘先生：手勤很重要，但李先生记忆力好。现在古文字学界追新这个风气不好，研究敦煌的就比较好。大家都喜欢做容易的文章，真正有用的不多。象上博简《三德》这样难以梳理的材料，很少有人搞。画鬼容易画人难。
　　
　　问：李先生，您好！您的文章涉及到很多考古学东西，您是怎么贯通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的？
　　
　　答：我没有田野考古经验，就是读考古发掘报告，这是耳目之学，不是手头之学。五六十年代，我对青铜器不怎么熟悉，没有写什么文章。后来参加编撰《中国史稿》，有时间可以看很多资料，我就一篇一篇地读考古发掘报告。
　　
　　问：李先生，您好！您最早提出“重写学术史”，现在很多人文学科也在说重写（或改写）什么什么史，并且是一本书一本书地在出。请问，就象装修房子、城市建设一样，什么时间才是终点？
　　
　　答：看样子，我是始作俑者了。其实，我说“重写学术史”的原意是要根据新材料及时改正我们对古人学术思想的评价，并不一定是重新写出一本一本的书。
　　
　　张主任：我们最近申请了教育部一个攻关项目，由裘先生领头，题目是《战国时期文字及其文化意义研究》。
　　
　　李先生：我说的基础性工作就是指这样的。
　　
　　裘先生：我们中心还有张涌泉主持的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敦煌文献合集》（佛经以外的）和沈培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6年）《上博简字词全编》。
　　
　　陈剑老师：经常有别的学科的人问我有关古文字学的问题，还问我有什么可以让他们读得懂的古文字学论著，我常说抱歉，没有。
　　
　　李先生：现在学习古埃及文并不难。找到专家编好的课本一课一课念就可以了。学习中国古文字，其实也可以编写这类的课本。
　　
　　裘先生：直到现在能够代替郭老《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的专著还没有，即使郭老的书有错误的地方；也没有什么论著可以代替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
　　
　　说明：这是李学勤先生2006年12月1日下午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所做的学术报告。罗振跃根据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