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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本比较特殊地运用后现代理论和感觉的著作，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贯穿全书的与现代主义叙述框架的持续不断的对话。但这里必须将汪晖与大多数的后现代主义学术做一区分，因为在他这里，对话语之外的大的历史的把握是无法分离的。不能因为他对现代主义的主导性叙述提出批评，并运用了一些标准的后现代理论术语，便将他简单地理解为一位“后现代主义者”。汪晖非但没有漠视话语之外的历史，还持续不断地去追踪它，他也不是为了话语而话语，他的目的是为一个新的中国建立一种新的视野。 最后，这一著作阐述了从天理到公理到科学话语的变化，其宽阔视野令人惊叹，所围绕的核心问题又极为重要，全书论述连贯，却又充满变化。它可以作为将科学与伦理和政治分离的现代主义叙述的比较性框架；它关于科学主义的建构过程的论述——也即将所谓坏的科学归结为非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为西方宣称只有自己才掌握了真正的科学获取合法性——极富启发性。汪晖对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提出了特别的批评，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新古典经济学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这也是国际左翼所使用的术语），大体上相当于美国通常所称的“新保守主义”。当然，从最终的意义上来说，它也为我们的整个现代主义知识体系提供了深刻的批评性反思。 这篇简短的评论只能指出这一著作中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一些可能的新的理解，但我们必须清楚，这一著作的总体含义是一种与大部分中国和美国学者已习以为常的迥异的历史视野。如果有可能再出现几本这样的著作，那么，中国就应该可以在宏伟的历史研究和原创性的理论工作上，在当前的世界上占据一个重心的位置。（何吉贤译）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汪晖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四年版、二○○八年重版，198.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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