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州到乐昌市遑洞村，开车翻山越岭需要近7个小时，站在村里最高的山头，能清晰地看到湖南郴州的乡镇。这里是湘粤交界的贫困山区，而乐昌全市有80多所希望小学，是一个典型的“希望小学聚集地”。
　　
　　村里唯一的一条水泥路是进山的入口，路两旁一共盖了8栋房子，分别是村委会、小学、卫生站、油坊、木材厂和3家小商店。小学和村委会的外墙上刷满了标语，最让人触目惊心的一条是：严禁土葬，违者起棺火化。其余的全部都是宣传计划生育的，所有标语都用五颜六色的瓷片镶嵌在墙壁上。“这些都是新弄的，花了不少钱，不过上边有补助，不用村里出。”村长告诉记者。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让遑洞村的新生人口逐年减少。以前村里的小学是个完小，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现在孩子越来越少了，1000多口人的村子，只有40多个适龄学童，遑洞小学现在只有一年级到三年级。
　　
　　经过2006年的一场洪水，山坡上的小学校舍被列为危房，不能再使用，孩子们都窝在村委会里上课。
　　
　　商人建校在乐昌市80余所希望小学中，“遑洞明天希望小学”是最新修建完工的一所，从选址、规划到施工，全部由来自广州的一群商人完成。记者第一次到遑洞村是在2007年3月底，广州装饰业商人黄翔带着他公司的财务、秘书和工程师，到遑洞村选择校址。
　　
　　黄翔想建个希望小学的念头源于2006年7月份的乐昌水灾，那次百年不遇的洪灾将乐昌冲了个底朝天，包括城区和山区都不例外。洪水过后，山里很多小学校的校舍除了倒塌的外，剩下的大多成了危房。
　　
　　“我想认认真真地把这件事做好，说实话，我不想像其他人那样，把钱捐给政府，让他们去建个学校，然后立个碑，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去了事。”黄翔说，“我得自己亲手来盖这个学校，学校建成后，我还想继续参与管理呢，比如给孩子们请些老师上课。”
　　
　　2007年4月底，记者第二次到乐昌时，市教育局副局长叶志坚打印了一份清单给记者，从1989年起，该市陆续建有80多所希望小学。“大部分都是香港人出钱建的，他们有钱，想做点善事，祖籍又都是广东，而广东的穷地方也不多，自然我们这里就成了个聚集地，很多人都是为了纪念母亲或者少年时的老师。”叶志坚说。
　　
　　九峰镇的中心小学就是一位港商出资50万元捐建的，黄翔特意去参观了一下这座镇上最早的希望小学。教学楼、办公楼、实验楼一应俱全，校长办公室装修精致，跟大城市的小学校没有任何区别，教学楼入口处的瓷砖墙壁上，最醒目的位置上刻着一个巨大的人像。“这是捐建者母亲的遗像，捐建者大概是个孝子，学校开始修建的时候他就坚持在这里刻一个母亲的遗像。”校长告诉记者。
　　
　　2007年4月30日，“遑洞明天希望小学”终于开始奠基了。奠基仪式那天，黄翔组织了一大帮参与援建的朋友前来参加，可是一下车，眼前的情景却让他们有些尴尬，40多个孩子穿着整齐的军乐队服装，站在山坡上，一字排开，奏起了军乐。“这些都是从中心小学借来的。”遑洞小学校长朱贵双说。
　　
　　遑洞现实遑洞村有1195人，分为12个村民小组，分布在九峰山深处的12个山头上。小学和村委会正处在进山的入口处，学校里40多个孩子，从山上下来到学校，最近的需要20分钟，最远的需要90分钟。
　　
　　长梗子村的扶雄江家离得最远，他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孩子，可他的家庭却最困难。当村长、校长和记者一行到他家的时候，他的母亲唐联英一见面就哭了起来。2003年，国家的农网改造工程进行到村里，丈夫扶玉成跟着运输队去搬电线杆子，一天能挣20多元钱，可没有想到，电线杆子倒了把他砸伤，住院花了4万多元钱，腰椎粉碎性骨折，基本丧失劳动能力。
　　
　　唐联英家一共有水田1.6亩，旱田2亩，还有4亩山林，所有的收入加起来一年有1万多元，纯收入有4000元。另外，2005年她家被列入低保家庭，每月能从政府领取60元钱。身上背着7万多元债务，唯一的安慰是她的儿子读书还不错，她说：“就是累死，我也要把儿子供出来，希望他将来也能读大学，有出息。”
　　
　　“村里一般人家的收入跟唐联英家差不多。”村长告诉记者，“只不过她家摊上了倒霉事，估计这辈子很难翻身了。”
　　
　　像扶雄江那样被父母寄予厚望的孩子是极少数，绝大部分读完初中就出去打工了，村民说：“即使读了大学，恐怕连工作都找不到，还有什么出息啊。”对于唐联英的理想，村民们大都当成笑话来看，虽然大家都不会去点破她。
　　
　　师资难题遑洞小学的3个老师都是本村人，一个是校长朱贵双，一个是年纪最大的徐建云，已经50岁了，最年轻的包勤莲也年满40岁。教师的年龄和知识结构的老化，一直是当地基础教育的一大难题，遑洞还不是情况最差的。
　　
　　“我们这里的师资情况是，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初中，哥哥姐姐教高中。”叶志坚说，“整个乐昌市已经近5年没有进过新教师了，有的乡镇教师的平均年龄接近50岁。一边是老化严重，一边是教师又严重超编，新毕业的大学生没有人愿意跑到山里去教书，就都安排到了县城的重点中学，像遑洞这种地方的学校，也就只能靠他们那些老教师撑着了。”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这么多年之后，商人们的热心催生了遍地开花的希望小学，早已极大地改变了乡村基础教育的硬件设施，但是，乡村教育的现状变化并不大。
　　
　　1998年，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决定从1999年起，实施“希望工程”战略重点的转移，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希望小学由硬件建设为主转向以教师培训、现代化教学设施配置等软件建设为主。2007年，教育部也正式实施新的师范生政策，规定6所部属师范院校享受国家助学政策的学生，毕业后必须回到原籍工作，希望通过这样的制度性激励来改变乡村教育的现状。
　　
　　记者最后一次到遑洞村正逢学校的开学典礼。在黄翔的坚持下，这一次，没有再搞隆重得让人尴尬的欢迎仪式，那天，几乎所有参与援建的人员都去了遑洞村，20多辆豪华小汽车将小山村挤得满满当当。“小学终于建成了。”黄翔说，“我还希望能对这所学校里的孩子产生更多的影响。”
　　
　　然而，他所期望的“继续参与学校管理，请老师给孩子们上课”最终能否实现，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商人介入乡村公办教育管理，在现有的体制内究竟有多大的可操作性？
　　
　　援建团队为学校设计了一面校旗，孩子们每天都会把校旗和国旗一同升起。他们希望孩子们不仅仅知道有国家，有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有一群热心的中国公民在关心他们的成长。
　　
　　站在九峰山顶，望着大山深处的小学，记者突然想起了陶行知在《中国教育改造》中的一段话：以学校为中心，以乡村教师为灵魂的整体乡村改造模式，才是乡村教育的生路，培养足够的校长和教师才是改造乡村、实现理想的关键，乡村教育的生路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
　　
　　这些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乡村教育理论，从农村内部向外延伸的草根式改造观念，在时代的不断变迁中，终于没有产生持续的、深入的改造力。很多研究者认为，陶行知、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改革失败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更多地生长和发展于农村的外部，脱离中国主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方向，乡村教育和乡村生活很难发生真正的改变。
　　
　　张义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