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有很多议论可能是针对冯友兰这样的论调而发的，冯友兰在《辨城乡》中说了很多这样的话――“而且城里底狗，在有些方面，比乡下底人亦是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可以说，与费孝通相比，冯友兰的知识训练都是书面的，是真际的；而费孝通的知识准备却是实地调查的，是实际的。因此，在论到社会、政治领域的问题时，冯友兰就难免要乱说话了。费孝通与冯友兰的种种对比发论，我们都可以借下面的一节引文来窥见：
??
?? 城里底狗，看见一辆汽车，行所无事，坦然地躲在一边。而乡下的人，看见一辆汽车，不是惊奇地聚观，即是慌张地乱跑。城里底狗见汽车而行所无事，此即其知识高，见汽车而不慌不忙地躲，此即其才能高。（冯友兰《辨城乡》）
??
　　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地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包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愚在什么地方呢？（费孝通《文字下乡》）
??
??从费孝通的辩驳和论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冯友兰少学欠思的发论其实表现了他糊涂的性格，借用理学家的话来说：只是乱说话。冯友兰谈城乡问题，是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城乡论的。因为中国正值一个“农业帝国→工业民国”的历史段落。“乡下可以说是城里的殖民地。”（《辨城乡》）冯友兰说，乡下可以称为普通的殖民地。对中国来说，自古周围的民族都是乡下人，而中国是城里。所以自古中国人就是唯一的城里人，城里人就是中国人。其他的民族被同化，就是因为乡下人想要变成城里人。这种理论，是以冯友兰的共殊论为依据的。他说，从殊的方面论，夷夏之别是中国与其他民族的分别。从共的方面说，夷夏之别是城里人、乡下人之别。可是到了近代，中国人却由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英美成了城里人，对此，大家在感情上怎么也不能接受。与欧美相比，其他人群都成了乡下人。比如印度成了英国的庄子，越南成了法国的庄子。而中国则是一个土财主，或者郊区小市民，夹在城里人和乡下人中间。由此可见，冯友兰的城乡论不是费孝通那种社会学的东西，而是一种象征化的文化论。从这里来说，冯友兰地道是个农民。
??
　　冯友兰说，现代的中国人到英美等国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其一切表现都可以归到城乡之别。冯友兰说，英美所以能成为城里人，都是因为产业革命，从而脱离了家本位的生产方法和经济制度，变成社会本位的。古代社会，城乡关系还相对松散，而现代社会，城乡依赖则牢不可分。所以出国留学就是乡下人进城里学乖，出国游历就是乡下人到城里看热闹。基于这一城乡逻辑，冯友兰骂甘地的哲学是乡下人吃了城里人的亏，生了气，于是搞一些非暴力不合作的动作，但注定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人心的力量小，而经济的力量大。所以乡下人的唯一办法和出路，就是变成城里人，也只有变成城里人。
??
　　但是冯友兰又说，即以城里而论，也还是有资本家与穷光蛋之别。无产阶级就是穷光蛋。但即使是城里的穷光蛋，还是比乡下人活得滋润。比如中国的乡下，有很多人终年吃不起盐，更没有肉吃。所以中国人吃素是因为经济条件，不是因为别的，更不是养生。因此，冯友兰很自信地说，城里的穷光蛋比乡下的小财主还享受，这充分说明了城乡论的的当。由此，冯友兰进一步推扩其城乡说，认为：有些人把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相提并论，以为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这是不对的。实际上，无产阶级并不同情被压迫民族。日本侵略中国，日本的无产阶级也不反对。英国统治印度，英国的无产阶级也没抗议。因为本国的无产阶级，也是既得利益者。所有这些得用城乡论去解释才讲得通，而不是马克思学说。所以冯友兰的中西之分最后归为两点，就是古今之异与城乡之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