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例被“非典”患者感染的医生

　　4月30日，我在河源市人民医院采访叶钧强时，这位黑黑的敦厚的青年摇着头苦笑着说，“怎么也没有想到，我成了第一个被‘非典’患者感染的医生。”

　　送郭姓患者去广州是12月21日的上午，那天叶钧强刚下夜班，由于科里的人手紧张，只得利用休息时间再送患者去广州。郭姓患者一路干咳不停，叶钧强不停地俯身用听诊器为其听心肺音。车到广州，叶钧强将郭姓患者送到设在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然后马上就返回了河源。

　　回来的路上，叶钧强感到特别累。

　　叶钧强很年轻，平时自信身体非常好，从来没有感到像今天这样的累，他回到家倒头就睡。

　　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叶钧强感到体力恢复好多，于是又照常回到科里去工作。由于是感冒流行季节，医院里每天发烧病人很多，所以作为呼吸科的医生叶钧强每天像蜜蜂一样忙进忙出。

　　12月24日的晚上，忙了一天的叶钧强下班回到家里，电话响了，是本院神经外科的一位医生，他的妻子是叶钧强科里的护士，怀了4个多月的身孕，现在突然发烧，来电话请教叶钧强，对孕妇如何用药而不伤及腹中的胎儿。叶钧强谈了自己的意见。当时，他以为这位护士也是感冒了。

　　叶钧强医生是本地人，上海铁道医学院毕业后分配来到河源市人民医院。他性格开朗，爱好广泛，妻子也是本院的护士，两口子已经有了一个两岁的儿子。那天晚上，家里来了一个好朋友，叶钧强和他聊了好久，一时兴起，两人还在家里唱起了卡拉OK。这时，他还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什么明显的异样。

　　到了下半夜的时候，叶钧强突然梦见自己单衣薄衫地走进了深夜中的原野，隆冬的寒风吹得他直打战，最后竟从睡梦中冷得醒来。发寒以后，紧接着发热，妻子用体温表给他量，开始体温并不太高，到天快亮时已经是39℃多的高烧了。妻子立即陪着他到医院去检查。验血：白细胞不高；拍片：两肺没有改变，以为也是感冒，当做上呼吸道感染来治疗。

　　12月26日，叶钧强开始咳嗽，只是干咳，没有痰，再去拍片检查，发现肺部有阴影。作为呼吸科的医生，他知道自己患的是肺炎。经过科里的专家谢教授的检查，决定立即住院。

　　当天下午5点多，叶钧强住进了自己担任住院医生的呼吸内科。住院后，症状发展很快，同为咳嗽、气促，呼吸每分钟已经到了30多次，这使叶钧强总在喘气，说话都很困难。最为让人焦心的是，肺部炎症发展很快，第二天已是两肺阴影。

　　这时候，一个情况让医院上下都紧张起来，就在那两天曾经参与对黄姓病人和郭姓病人进行治疗的医护人员，先后有八人病倒了，甚至包括门诊药房的一名药剂师，其中有两位护士是孕妇，包括那天晚上给叶钧强打电话的神经外科医生的妻子。大家症状全部一样，发烧，咳嗽，呼吸困难，肺部有阴影。

　　医院领导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马上在内一科（也即呼吸内科）辟出专门病区，将患病的医务人员无论症状轻重，全部收进住院隔离。

　　当时院内组织了多次会诊，但由于检测不出致病原，所以意见不一，但都认同是一种传染性的肺炎。采用常规性的治疗方案，效果不明显。

　　这时传来一个消息，让医院领导更为紧张。说送去广州的两个病人，一个已经死亡，一个病危上了呼吸机。院领导一边在院内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防疫措施，给所有医护人员发了一些抗炎抗病毒的药，如罗红霉素等；一边向河源市卫生局汇报。河源市卫生局决定向广东省卫生厅报告，请求派出专家来河源会诊调查。

　　据我所知，虽然报告的时间是2003年1月2日，但起草这份报告是1月1日的晚上直至深夜，也就是1月2日的凌晨了。

　　2003年的1月2日上午，新年第一天上班，广东省卫生厅收到了河源市人民医院的报告。当时厅长黄庆道正在主持召开厅办公会，副厅长王智琼拿到传真以后立即在会上通报了此事。黄庆道厅长听后，意识到这桩事情的严重性，马上召集分管副厅长和相关科室开会，决定立即组织专家组到河源，并且当天就要出发。

　　广东省卫生厅拟派出的专家组由流行病学调查组和临床专家组组成。临床专家组由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副所长肖正伦教授、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科主任黄文杰博士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科邓子德副教授。流行病学调查组由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防治研究所所长罗会明、副所长彭国文及微生物检验所的钟豪杰组成。

　　按照专业分工，此事应由医政处负责。省卫生厅医政处的同志一边通知专家组成员到省卫生厅集中，一边打电话到收治两名病人的医院了解情况。结果得知，两名病人虽然都病情严重上了呼吸机，但无一例死亡。关于“有病人死亡”的传言，恐怕是这次“非典”暴发中最早的不实传言。这种不实传言后来在不少城市都有发生，并造成一定的社会恐慌。

　　当天下午两点多，接到通知的专家们都准时到达省卫生厅5楼的小会议室集中。大家听到了省卫生厅助理巡视员何兆福的简单介绍，传阅了河源市人民医院发来的传真报告，大家推举肖正伦担任专家组组长，然后就出发了。

　　与此同时，河源市面流传着一股“发人瘟啦！”的传言，引起人们去抢购罗红霉素、抗病毒类药等，造成市面上罗红霉素脱销，有不良药店乘机抬价，这恐怕是这次抗击“非典”中，发生最早的“抢购风”了。

　　省专家组到达河源时已经天黑了，没有顾上吃饭，临床专家组立即进入病房，对每一位感染者进行了会诊。流行病学调查组也马上进行环境调查和对病人进行血清采样。河源市卫生局和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参与了调查和讨论。

　　忙完这些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简单地吃了一点饭，专家组的同志们就汇集在河源市人民医院会议室讨论，加上河源市人民医院和河源市疾控中心的同志，大家把小会议室坐得满满的。当然主要是听省里来的专家发表意见。

　　省里的专家此时并没有弄明白这是一种什么病。作为专家当然也不便于轻易下定义。后来就依据传染病学的特点，先从症状上进行归纳，一共归纳了三点：一、肺部有炎症；二、不是传统的肺炎球菌引起的典型肺炎；三、呼吸道感染，有传染性。但对照国家《传染病防治法》当中所列定的35种传染性疾病的症状，河源市人民医院里发生的这一切，无法和任何一种传染性疾病症状完全对上。但这又肯定是一种传染性疾病。那么，到底是什么传染病呢？6位专家一开始意见并不一致。

　　有人提出：是否是“军团病”？因为其某些症状与“军团病”很相似。

　　“军团病”是近20年前出现于美国的一种新型传染性疾病，它也是通过空气传播，感染人的呼吸系统。其症状与河源的病人有不少相似之处。专家们就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军团病”，是由“军团杆菌”感染所引起的传染性疾病。我们注意到前面所讲的伤寒，也是由一种叫“伤寒杆菌”感染所致的。那么细菌是如何命名的呢？

　　人们通常以其形状为细菌命名：“球菌”是圆的，“杆菌”是棒状的，“弧菌”像逗号，那些像线圈或螺旋的叫做“螺旋体”。容易引起人们伤口化脓的“葡萄球菌”，就是圆形的。人类与其斗争了几个世纪仍没有彻底战胜它的“霍乱”，就是一种像逗号形状的弧菌所感染的。“军团菌”是棒状的，因此医学上称其为“嗜肺性军团杆菌”，它所引起感染后的症状类似于肺炎。临床表现为发冷、不适、肌痛、头晕、头痛，并有烦躁、呼吸困难、胸痛。90%以上的患者体温迅速上升，咳嗽并伴有黏痰。

　　“军团病”是1976年在美国第一次被发现的。

　　那年7月21日，美国退伍军人团宾夕法尼亚分团的2500名成员连同他们的家人聚集在费城庆祝美国独立200周年。4天后大家各自回到美国不同的地方。几周后，有34人神秘地死于一种肺炎。它的典型发病症状类似流感：头痛、发烧；没有食欲；肌肉疼痛；胸痛和腹痛、腹泻、恶心；高烧且畏寒；干咳；肺部炎症等。随后的调查中发现，所有得病的人都住过或去过一间宾馆。进而寻找传染源，在死者的肺组织里检测不到细菌，也检测不到病毒。后来有一位叫麦克戴德的科学家在死者的肺组织里发现了一种杆状细菌，经再做抗体——抗原测试，原来是一种全新的细菌，由于它最初感染的是一群军人，故命名为“嗜肺性军团杆菌”。这种病也被命名为“军团病”。

　　军团菌，主要孳生在蓄水系统、空调用水等潮湿的地方。后来“军团病”已经不仅仅是在军人中发生，在世界不少地方都发现了“军团病”，这和我们的城市建设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有关。因为，城市的现代化大型建筑物中，通常装备中央空调系统、冷热水管道以及加湿器，如果水源被军团菌污染，建筑物中的人员就可能感染军团病。专家告诫说，这也是我国发展中的现代化城市所面临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我从网上就查到这样一份资料：1997年到1999年，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抽查了该市14家四星级、五星级大饭店，发现这些饭店的空调冷却塔中都存在军团菌。这项调查显示：军团菌普遍存在于空调冷却塔中，已对饭店工作人员的健康造成威胁。

　　现在世界上每年大约有2000人到3000人死于“军团病”，幸好抗生素对它有良好的疗效，其中罗红霉素的效果要好于青霉素。

　　那么河源市的病人是军团菌感染吗？专家们，尤其是临床专家们认为，病人的症状与体征不支持感染军团菌的推断。 (责任编辑：冷得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