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去参军，需要社区开具在“文革”期间的表现证明；新农合医保在异地看病，需要社区开具“是否属急诊”的证明……在广东团分组讨论时，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国威电子有限公司车间副主任易凤娇列举了一系列令人哭笑不得的证明事项，经她调研，社区需要开具证明的事项有110多项，社区公章被当成了“万能章”。

社区“公章”应该是属于目前行政体制之下“分量”最小的章了，但是也正是这“分量”最小的章用量却最大，甚至被人们戏称为“万能章”。在当前，社区公章能够开具的证明种类不但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而且所能证明的事项，更是种类繁多、多多益善，竟然多达110多项。按照这个数据，社区“公章”被称为“万能章”确实是“当之无愧”了。

但是我们不得不反思，社区“公章”为何如此万能？首先是我们当前户籍制度的决定，因为只有户口所在地才是真正掌握居民基本情况的地方，所以每项具体业务的证明似乎都有一条“户籍所在地证明”的潜规则。但是笔者却认为这是县级以上部门“官僚主义”在作祟，因为某些业务完全是可以不需要社区证明的，但是却仍然增加如此环节，似乎形成了“少了社区证明没法下手”的状态。

同时这是县级以上部门“逃避责任的心态”在作祟，虽然“万丈高楼从地起”，基本信息情况确实需要基层社区才是最熟悉清楚的，但是有些业务却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比如婚姻登记情况证明查询，民政系统本是具有单独的婚姻登记系统，也就是说完全是可以通过自己的系统查询到群众的婚姻基本信息，那为什么还需要社区再出证明？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可能更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们觉得有了基层社区的证明，即使办理证明出了错，最后还是可以以“证明在手，罪不在己”来逃避罢了。

所以解决社区“万能章”问题，不仅是消除“群众跑断腿、累断肠”，真诚服务群众的必然，同时也是进一步划清行政部门具体责任的途径，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让基层减负，真正让“社区证明”不是万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