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不应以成败论英雄，但对失败的改革，必须反思原因，否则改革也就失去价值。

朱清时即将卸任南科大校长，人们应该为改革者喝彩，但更重要的是，要客观理性评价南科大改革的成败。

朱清时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南科大的改革打了一个及格分。有舆论认为，这是朱校长对自己要求太高，南科大的改革，还是有令人惊喜之处，比如，刚举办三年，录取学生的分数已居985高校中游，首届学生已有两名提前毕业且被海外名校录取。但如果从改革视角来评价南科大的改革，其实打一个及格分都很勉强。

这不是否认朱校长的改革努力，朱校长的改革努力可谓有目共睹；这也不是对南科大的改革泼冷水，所有关注南科大的改革者，都热切期待南科大能取得成功，否则南科大就不会获得那么大的关注。这是对照南科大自身曾提出的改革，做出的“评分”。

“高开低走、遭遇重重阻击”，是南科大改革的真实写照，从朱清时一上任就提出“去官化、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到南科大首届学生自主招生，以及这批学生拒绝参加高考，这都展现出南科大的改革活力，让人看到改革的希望，但这之后，南科大的改革急转直下，由深圳市委组织部门出面为南科大公选局级副校长；千呼万唤成立的南科大理事会所有成员由政府部门委派，且官员占了一半；南科大的招生被纳入集中录取的提前批；朱清时不再兼任党委书记，而由原深圳公安局局长担任；等等，都偏离原来的改革设想，渐行渐远。就在朱清时要卸任时，他还没有完成上任时提到的一个基本任务——制定南科大章程，这也让南科大的办学因大学章程的缺失而存在不确定风险。对于南科大未来，舆论不由担心，在失去改革光环，朱清时先生卸任后，南科大路究竟在何方？

南科大改革走到这一步，这恐怕是朱清时先生的遗憾，也是南科大的遗憾，更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遗憾。作为一所兴建的、以改革立校的大学，其改革的走向，无论成败，都是有价值的，成功的价值是为中国教育改革探索出一条可行的道路，而失败的改革，则试出中国教育改革，遭遇的现实阻力在哪里。

如果以举办一所体制内公办高校的成果，来看新建的南科大，成果确实是比较“惊人”的——南科大一出生就跻身名校之列，扬名海内外——可是，南科大获得这样的名声，是因为其高举改革大旗，要把南科大办成为一所不同于传统体制内大学的全新大学，而最终，南科大的举办者却以把南科大办成为体制内名校为荣，某种程度说，南科大获得巨大的名声，是在消费“改革”，而没有真改革。

南科大目前所存的“改革”，可以有两个不同维度的评价，一个是改革角度，另一个是体制内高校角度，从改革角度看南科大的改革，其最初倡导的改革，已所剩无几，没有自主招生、没有自授学位，也没有去官化；从体制内公办高校看南科大，其走在了“改革”的“前列”，包括招生放在提前批，以高考成绩60%、大学面试考察30%、中学学业成绩10%来综合评价录取学生，能做到这一点的体制内高校目前只有二三十所，还有在学校建立学术委员会。

对南科大的评价，毫无疑问应用改革的视角，不用改革的视角，而转用公办高校的视角，本身就意味着南科大改革的退让。这不是对南科大的苛求，而是以改革立身的南科大的使命。有人会质疑，为什么要让南科大背负这种压力，回答这一问题很简单，因为当初举办南科大就是以此打动公众的，如果就要举办一所与体制内985、211高校差不多的大学，想必没有多少人支持，而一亮改革旗帜，就让南科大一夜成名。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新建的大学正在效仿南科大，在成立时都以改革作为最大的理由——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超过3300万，增建一所公办高校，已无多大必要性——可是，随后的办学，真正的改革行动，却看不到多少。

这是十分值得警惕的改革变异。近年来，我国教育部门、大学没有少喊改革的口号，可在改革实践中，却没有撼动传统的权力和利益结构的打算，往往是改革轰轰烈烈启动，走着走着就变调。在南科大的改革中，朱校长一直是坚持者，但面对传统力量的阻力，他选择了妥协，社会舆论曾呼吁他不要妥协，应该效法蔡元培先生，用包括辞职等方式来扞卫改革的底线，但如何选择，是朱校长的权利，他没有选择辞职来抗争，自有他的考虑。南科大从改革的轨道转入体制内轨道，最根本的原因是，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深圳市政府，并没有建一所全新大学，挑战传统体制的打算。

按照南科大的改革设想，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意味着要打破原有的国家授予学位体系，建立全新的学位体系，这是对传统计划体制的彻底颠覆，教育部门做好全面放权，甚至把学位授予权都交给大学的打算了吗？去官化、去行政化，意味着作为举办者的政府部门不得干涉学校的具体办学，尤其是人事和财权，可政府部门想看到的还是一所办任何事都要报批，而不是独立、自主的大学。

所以，南科大的改革，是一块试金石，试出我国教育部门、地方政府的改革诚意，这也进一步启示，要有真改革，不能由行政部门主导改革，而应该探索新的改革机制。因为真的教育改革，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放权——改革的核心，就是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而要让行政部门主动割弃既得利益、放权，谈何容易，由行政部门主导的改革，很容易走向口号、形式主义和折腾。教育改革应该交由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主导，由人大讨论、审议制订教育改革方案，以立法的方式推进政府部门必须放权，重建新的教育管理、学校治理结构。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要求，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

南科大的举办者和朱清时先生对这一点看得其实很明白，因此在南科大筹建时，就提出要通过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制定南科大章程，明晰政府、办学者、举办者和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让南科大依照章程自主办学，可直到朱校长卸任，南科大章程，还不见踪影，只是由深圳市政府出台了南科大管理暂行办法，而我国其他高校，也被教育部要求要制定大学章程，可这些学校制定的大学章程，就是学校行政草拟，提交教育部审核，之后就颁布，说到底只是行政规章，原有的行政治校框架并没有突破，而没有经过立法程序的大学章程，怎能成为大学依法自主办学的法律依据呢？

南科大的教改走向，启示我们，不能再按原有行政模式推行教改，必须寻求新的教改模式，在传统模式中，改革会陷入知易行难，各方都表态坚决支持改革，改革最先被消费、最终被消解的权力和利益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