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刚刚结束，媒体就爆出了高考加分丑闻。据《京华时报》报道，辽宁本溪高中应届1000名高中毕业生中了87名二级运动员，而锦州、辽阳、朝阳、铁岭、葫芦岛五市的体优生总人数也才89人。相比之下，本溪高中堪称“神校”，有家长质疑，不上体育课、每天晚上十一点半放学的本溪高中怎么会有怎么多的二级运动员？更神奇的是，一所没有游泳池的高中，竟有25名游泳二级运动员？

针对辽宁省考生和家长对体优生加分涉嫌造假的质疑，辽宁省纪委已介入调查，有关方面已开始对部分体优生进行重新测试。姑且不论这87名二级运动员是否货真价实，我们不妨借此机会反思下现存的高考加分制度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尽管我们现在知道高考并不是很公平，原因就在于各个省份之间的录取比例并不一致，换句话说同样的分数你在北京可以上一本，但是在山东只能上二本甚至三本。不过尽管高考有这样的瑕疵，但是还是被很多人认为是最为公平，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定地域内“分数还是硬杠杆”，一般人无法作假。

但我们现在知道，其实分数的形成也有多种形式：有些分数是勤学所得，而有些则是取巧所致，还有些则是纯粹的子承父荫。这是因为在现有的高考制度中，除了文化课成绩以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加分制度。一般而言，地方制定的高考加分项目涉及科协、体育、外事、民委、计划生育、残联、公安、民政、工会等十多个部门和单位，加分的名目也情况不一。许多行业或部门纷纷通过关系找教育部门要求出台加分政策，加分项目越来越多。

总而言之，所有的加分制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技能型，这是对掌握某种技能的一种褒奖，这些技能需要考生本人通过勤学苦练获得；另一类则是身份型，此种加分最初是对某类考生先天性不利因素的一种校正，希望通过此种加分，该种身份类型的考生可以和其他考生处在同一个竞争起点，残疾考生加分和少数民族子女加分即属此列。另外，对英烈子女的加分也属于身份型加分。

为何要高考加分？其本意是为了褒奖某种技能，或是补偿某种先天弱势的群体，或是鼓励某种先进。但是随着加分项目的增加，此种功能逐渐丧失，而绝大部分的加分——不管是身份型的还是技能型的——最后都演化成为身份型，且通过此种身份型加分，加分就不是对社会弱势群体形成补偿，而是成为强化强势阶层的工具。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低收入阶层者的子女所掌握的某项技能绝不会成为高考加分的内容，比如插秧不会是一种需要加分的技能，而粮大户的子女也无法因为其父母的这个身份而加分。

大约是在2009年，有媒体爆出过该省高考航模加分者被指多来自权势家庭。对此指责，浙江省考试院回应道，加分者的家庭背景并不在其验证范围之内。是的，考试院不具有验证考生家庭背景的职权，但应该对该项加分制度所能产生的后果进行评估，这样的加分是促进了高考的公平竞争，还是抑制了社会流动性？

以浙江航模加分事件为例。能够参加航模竞赛的大都是社会的中上阶层，因为航模竞赛的成本不低：600元报名费和至少1.5万元的培训费。这样的门槛会让很多城市家庭都望而却步，遑论农村家庭。由此可见，此加分项目本身就是面向城市高收入阶层的一种游戏。加以此类培训根本不向外招生，一般背景的孩子想学也没有门路，于是它就彻底沦为有钱有权者的内部游戏。这种加分制度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将身份型和技能型的加分精巧地集合在一起，权势者可以通过权势将本是技能型的竞赛加分变成身份型的加分游戏。

高考制度本是为了消除身份歧视而推出的人才选拔制度。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成为一般民众努力学习的动力。同时，高考也成为社会中低阶层向上流动的合理通道。但今天，各种名目的加分制度，使高考重新成为另一种身份比赛。只不过，现在身份比赛比30年前更加隐蔽，并以一种技术化的公平竞赛的形式表现出来。

而本溪高中89名二级运动员的闹剧表明，即便是在看起来较为公平的技能型加分中，现在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猫腻，当然，一个可以比较容易获得的结论是，这些“二级运动员”的父母估计也是非富即贵，因为一般的寒门子弟也无法获得这种加分。

于是，这种加分闹剧最大的后果就是削弱了高考在社会阶层流动中的作用。不过在我看来，与本溪的89名“二级运动员”相比，浙江的高考航模加分更值得警惕，很重要的一点是单个的以权谋私并不可怕，因为可以通过监督得以避免，目前的相关制度中有对二级运动员的判定标准。可怕的是像航模竞赛这样与大众无关的项目，整个加分制度设计就是为了权势者的需要，而它还可以冠冕堂皇的回避公众监督。

有关部门也认识到此中弊病。2010年年底，教育部曾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调整两类加分项目：学科竞赛和体育特长生，并指出调整政策“从2011年秋季进入高中阶段一年级的学生开始适用”，即从2014年高考开始执行。不少地方已削减加分项目和分值，如广东省的加分项目从23个减至6个，加分分值统一为报考本科院校加5分、专科加10分。

这种调整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