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中山大学一男生公寓楼二楼自杀研究生蔡洁挺的宿舍。同学们的回忆里，蔡洁挺是班上的“学术帝”，因成绩优异而被免试保送读研。他不是性格忧郁的人，但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完全变了，尤其是最后一周，他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常常苦笑、发呆。留在寝室书桌上的遗书里，蔡洁挺吐露了做出这个决绝选择的最后心迹：“找不到工作，也无法按时毕业，无颜以对”。（5月4日《新京报》）

此则新闻在青年节里传出，让人更添一层愁绪。本该是靓丽张扬的青春，却过早地凋谢。又一个鲜活的生命随风逝去，扼惋之余，让我们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和造成大学生自杀的深层次原因充满隐忧。

对蔡洁挺之死，从法理上看，校方并无什么责任，他们只是在按既定的管理制度办事——论文不过关，自然得延期。而蔡洁挺至死也没给母校脸上抹黑，遗书中仍在设法找自己的不足，这是多么善解人意的学生。那么，到底是谁该对蔡洁挺之死负责？——校规的铁板一块、导师的引导不力、就业的前景暗淡，不都是造成蔡洁挺之死的潜在诱因，蔡洁挺自己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当然，追究死者责任是一种残酷，但是，唯有对死者的问责，才可能避免更多“蔡洁挺”出现。

经过多年的奋斗，蔡洁挺免试保送读硕，说明成绩很为优秀。学习上的柳暗花明以及“学术帝”的头衔，并未能让他立即找到工作，加之“形象不佳”、“个头不高”的讥讽与自卑，理想与现实形成反差，让他想到了逃避。不难发现，在蔡洁挺身上，性格存在严重缺陷——性格虽然开朗，但缺乏与人沟通，情感过于封闭，经不得磨难，以至在力有不逮时，难以排遣，难获救济，就显得脆弱和无助。

蔡洁挺的悲剧也凸显出磨难和挫折教育的缺失。父母少有这方面锻炼和培养，学校也重知识传授，轻心理教育，忽视性格培养，中小学开设的心理教育课成为摆设，配备一两名心理教师只为应景，到了大学，心理教育更被丢至一边。所以，如果学生情感脆弱，寻死觅活，把退路变成绝路，似乎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德国哲学家史怀泽说：“人连对动物、植物的生命都要敬畏，难道能不敬畏人的生命吗？”敬畏生命应是人类共识，但对不少孩子来说，他们严重匮乏生命磨难教育。死亡毕竟不是“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那样简单，它会给家人和社会留下无尽的痛楚与反思。

蔡洁挺之死，是个人悲剧，也是社会悲剧。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还会有人要延期毕业，在最难就业季里，还会有学生一时找不到工作，大学生应该如何调整心态，调适外界与内心的失衡，已是刻不容缓。而当他们遇到困难和挫折，社会又该给他们怎样的帮助，避免“蔡洁挺”被复制，才更值得我们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