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招生腐败丑闻引人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去年末至今一直身陷“招生门”。18日，一份10人名单在人大纪委办公室、监察处网页上进行公示，他们是“首届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招生社会监督员”的拟定人选，从社会各界公开征选而来，任期2年，可以连任。祭出招生社会监督员制度的新招，是徒有虚功，还是真有实效？（解放日报3月19日）

笔者也是这次拟定人选中的一员，对于社会监督员是不是“花瓶”，能否起到监督大学招生公开透明的作用，目前还不能回答。总体而言，这是弥补现在制度缺失的权益之计，从长远看，要遏制大学招生腐败，关键还在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行大学现代治理。

社会监督员能否起到一定作用，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学校究竟给监督员怎样的监督权力，二是监督员是否真把监督权当回事。我国很多机构也尝试过社会监督员制度，但效果都不太理想，结果是监督员成为摆设，有的还查出与被监督机构存在利益输送。人大此次聘请的社会监督员，来源比较广泛，但要说“代表”社会各界，却很难，因为监督员是学校主导聘任的，并非通过选举产生，监督员也就只能结合自己的工作，对大学的招生过程进行监督。

这当然不是说监督员毫无作用，相比没有外部监督来说，引进社会监督员，可一定程度促进高校招生信息公开，如果社会监督员能尽力履职，指出学校招生中不规范之处，对推进信息公开，做到教育部要求的“十公开”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另外，社会监督员还可成为招生违规举报的一个途径，避免举报受学校行政因素的干扰“石沉大海”。这需要监督员不怕得罪校方，而校方如果真希望监督员发挥作用，就应该给监督员自由监督的空间，如果监督员连任，获得连任机会的不是那些听话、不挑刺的监督员，而应该是那些认真工作、切实履职的监督员。

鉴于招生工作的专业性，大多社会监督员，只能看个“热闹”，真正有利于学校招生公开、透明的制度，应是学校成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由招生委员会负责制定招生标准，并监督招生工作部门执行、落实，而这样的招生委员会，是大学现代治理结构的一部分。在现代治理结构中，招生属于教育事务，学校行政权无法干涉招生事务，这就防止招生中的权势交易。

大学现代治理结构，并不是学校完全实行内部治理，也包括社会参与治理，但社会参与治理，不是介入教育事务、学术事务层面，而是学校重大战略决策层面、整体办学监督、评价层面。具体而言，就是学校成立理事会或董事会，实行理事会或董事会治理，公立大学的理事会成员由立法机构成员、政府官员、校领导、师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贤达组成，其中，师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贤达由选举产生，共同参与学校管理、决策，对于招生，理事会的职责就包括制订招生战略（招生规模、招生对象），要求招生委员会根据本校办学定位确定招生标准，并对招生的过程进行监督。由于招生委员会必须对理事会负责，而理事会代表公众的利益，因此，招生信息公开是一项基本工作，而不是学校想做就做，不做就不做的事。

由此看来，人大聘请校外监督员，是在目前的大学运行体制外，为社会参与监督开了一条口子，真正实现大学的现代治理，必须把社会力量纳入大学管理体系。

最近，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客户端，对18272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1.2%的受访者认为当前高校招生腐败问题严重。87.7%的受访者直言，自己身边就有送钱送礼上大学的情况。对此，很多受访者要求招生恢复裸考，这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裸考强调单一的分数评价标准不说，并没有改变当下高校权力运行结构，要遏制招生腐败，必须推进现代大大学制度建设，这是大学自主办学的需要，也是建立多元评价体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