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因经济犯罪外逃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20多年来，外逃官员在任职部门、级别、目的地及出逃方式等方面，都呈现什么样的规律和趋势？新京报记者就此梳理了从1992年至2012年公开报道的54名贪腐人员外逃案例。（3月3日，新华网）

据了解，20年来中国出逃官员最高级别至省部级，案件多发区集中在与经济相关的政府部门、国企和金融机构。出逃官员，尤其是高官的最终落脚点多为发达国家，出逃前多有筹划，部分官员已经“裸官”，出逃前妻儿甚至亲戚都已定居国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追逃网络逐步铺开，贪官外逃越来越难。

众所周知，当前，中央日渐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中央屡次提倡“老虎”、“苍蝇”一起打，也让我们看到了党中央对于腐败问题惩治的决心。这既是正风肃纪之纲领，又是正风肃纪之“高压线”。

诚然，即便你出逃的再久，出逃的再远，只要你敢腐败，必定受到严惩。无疑，众多贪官出逃被抓的案例一次又一次地验证了“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道理。

然而，纵观出逃贪官案例，除了政府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以外，主要集中在交通、能源、烟草、公安和与经济建设相关的领域，如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上海市核电办原主任杨忠万，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振忠，黑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原主任、党组书记宋市合等。

面对官员出逃的行为，不仅广大人民群众要问，就连笔者也禁不住想问，难道官员出逃前就没有一点“动静”么？就没有监管部门能够有所警觉么？由此可见，干部的选拔任用监管体制却是存在着一定的漏洞，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漏洞才给了官员出逃的机会。

再者，相关部门还应对于有问题倾向的官员加强监管，只有用严格的制度来约束官员的“不轨行为”，才有可能让官员望制度而却步，从而从源头上防止官员逃跑和腐败。

总之，官员涉事出逃时可怕的，因为他们涉及众多的经济问题，他们的出逃会给国家带来不可磨灭的损失。也许，只有走进监狱，才能让这些贪官真正感受到失去自由的可怕，失去家庭的痛苦，只是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卖。

在此，笔者也想再次提醒那些行走在道德与法律边缘的人们：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不要带着侥幸的心理，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因为，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腐败堕落，势必都必将受到严惩。（刘洛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