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治周末》报道，当夫妻双方或有一方是所谓“流动人口”时，办理结婚证和生育证可能需要：盖章、签字40多个；接触单位10多个；接触工作人员60人；耗费时间两个月；花费人民币800多元。其实，这仅仅是一路畅通的理论估计，如果在实践当中，实际的情况可能远为严重。若问这种社会管理的依据是什么？从管理学的角度一定是回答“科学管理”。那么，到底是否科学呢？从每个环节而言，也许可以说出很多理由证明为科学，但当所有环节累加起来时，则是反科学的。
　　
　　从收费而言，在公民已经纳税的前提下，政府部门、事业机构收费的依据是提供了特殊服务而付出了工本，假设收费是合理的话，那么，一个社会当收费较少，则意味着社会管理成本较低；一个社会当收费较高，则意味着社会管理成本较高。办个结婚证和生育证要花费800多元，取大米为2.5元/斤，则为3石多大米之值，管理成本实在是非常之高。要知道，这仅仅是明的费用，有些时候恐怕还要搞些小恩小惠，且没有计算申办人奔波、歇工的成本。科学的管理比之经验的管理，区别之一在于科学管理是降低管理成本。以前不讲什么科学管理，结婚、生孩子手续费用比今天远要低廉，进行对比则说明今天的所谓科学管理仅仅只是个“科学”的名义，没有降低管理成本，反是大大增加管理成本，其实质是反科学的。
　　
　　也许就每个环节来说，收费并不多，每个盖章的部门都可以说出自己收费低廉的一套套理由。但总的花费800多元之高，则意味着盖章之多，盖章、签字40多个是造成高管理成本的直接原因。如此多的盖章、签字，说明了机构之臃肿、办事程序之繁复。机构臃肿、程序繁复的理由是科学，是将一件事务给予分而析之，将动作进行分解，环环相扣，似乎弥补了中国人不善于分析的弱点。但是，如果是本来就很简单的动作，还要给予分解，那就是造乱了，后果一定是越细越乱。人类不是今天才结婚、生孩子，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酋长就处理这样事务了，办个结婚证和生育证是属于十分简单的事务，对之还要加以复杂的动作分解，搞成盖章、签字40多个程序，并不是什么科学，而是乱学。因而，申办人面对着这种乱学，唯有头痛，根本不在乎收费多少，只是忙于奔东跑西，想哭的份都有了。
　　
　　既然想哭，就也想怒，随时可能恶从胆边生。科学管理是现代的，现代的是法治的，法治是大家都遵从于法律、法规。40多个盖章、签字无不是合乎法律、法规，我相信都可以从文本中找出充分的依据。但这并不是法治。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能服人心，不能使人自觉遵守。就如《法治周末》报道中所介绍，一些人面对40多个盖章、签字，只能从“萝卜章”找解决办法。所谓“萝卜章”，就是用萝卜刻的公章，也即假公章。伪造公章是犯法乃至犯罪，但当人以为难能闯过40多个盖章、签字的关时，就不会在乎什么犯法、犯罪。毕竟，比较结婚、生孩子，伪造公章的犯法、犯罪只是小事了。要知道，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起，为了能够结婚、生孩子，人类就愿意前赴后继贡献出生命。守法只是人们生活的方式，结婚、生孩子则是人们生活的目标。
　　
　　以上可见，办理结婚证和生育证的高收费还属于次要，根子在40多个盖章、签字，后果则是造就恶从胆边生的违法行为。这种社会管理方式仅仅在名义上、形式上属于科学，其实质是反科学。对结婚、生孩子这样的人类自然行为尚且如此管理，意味着今天整个的社会管理方式患了极大病症，比如办个企业更可能要一路盖上几百个章。这种科学名义的反科学管理，已经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