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榆林市清涧县公安局前任局长师永峰，在2013年9月调至邻县横山县公安局任局长后，即遭实名举报。举报他的正是他的老下属——包括清涧县公安局副局长、纪检书记及其他17名干警。目前，榆林市纪委决定对师永峰立案，进行纪律审查。（7月21日中国网）

领导干部违法违规不是新鲜事，照章处理就是。此事真正让人诧异之处在于，师永峰从2013年9月起即遭到多名下属实名举报，但将近3年过去，举报人一直未见到相关调查结果，师永峰则依旧当他的公安局长。直到最近，媒体曝光了这起“烂尾”举报，才引发舆论关注，既而当地纪委对其立案审查。

媒体不介入，啥事都没有，媒体一曝光，马上立案审查，这是舆论监督的荣幸，更是舆论监督的悲哀。这中间的一个悖论是，如今的立案审查，说明师永峰确实涉嫌违法违纪，既然如此，为何3年前的实名举报石沉大海呢？榆林市纪委表示，纪委2015年已对此事做过处理。处理之后，师永峰却依然稳坐局长宝座，可见，要么是罚酒三杯式处理，要么处理本身就是废纸一张。

动员干警集资千万盖酒店、向下属单位强卖500箱白箱，包括举报人提到的师永峰报销70多万元修车费，哪一件是小事？按照《公务员法》和《警察法》之规定，包括警察在内的公务员，不得参与营利性经营活动。2010年颁布的《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也有类似规定。师永峰身为领导干部，步步踩在制度红线上，却毫发无损，我们不禁要问，管用的制度在哪里？

此前几日，中央纪委书记王歧山在媒体发表署名文章，谈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时表示，写上的就要管用。诚如此言，对于权力监督，不仅要有健全的制度，还得让制度得到切实的执行。所谓“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问责到位，管用的制度才有生命力。而反观现实，类似这种“举报3年无调查结果”的事情，显然并非个案，表明对于违法违纪官员还存在选择性问责的问题。

分析个中原因，更加耐人寻味。报道中有一个细节，师永峰被举报的违法违规行为大多发生于2009年12月至2013年9月，但直到其平调至邻县担任公安局长，其下属才实名举报。这大致可以说明，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权力语境下，官场内并未形成良好的内部监督机制，下属举报上级更是一件颇有风险的事情。此外，“家丑不可外扬”或许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有损于公安部门形象。倘如此，便有“家法代替国法，人治取代法治”之嫌。由此来看，制度要想管用，关键在于刚性，即要彻底消除讨价还价的弹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