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6月7日消息，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当天做客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接受在线访谈。据悉山西省十八大以来，共有2万多人次主动退赃1亿7千多万元。

近年来，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深入，山西省俨然成为了腐败的第一个“重灾区”，更是被戴上了“塌方式腐败”的帽子，从而备受全社会的关注。而近期，山西省频频出“重拳”肃清和整改，逐渐迎来了政治清明，这次山西省2万多人次主动退红包1亿7千多万元，更是展现出了山西省正向政治清明的转变。

可以说，“红包”虽小，但架不住日积月累。古往今来，多少官员因为收受红包走向了违法乱纪的道路上，多少前途一片光明的优秀干部倒在了糖衣炮弹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领导干部不带头做好杜绝收受红包的工作，下级工作人员也会争相效仿，从而牵一发而动全身，自上而下，全部身陷囹圄，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此外，也要分清哪些官员借上缴红包是“清白宣示”，哪些是“清白表演”。“清白宣示”表现为官员是真不贪财，囿于种种原因，无法明拒，只能将收得的红包悉数退给廉政账户，上缴充公，求个心安与平安。而“清白表演”，则是表现为一些官员把一小部分“红包”上缴，作为“可持续腐败”的成本，其收益就是对外树立“清官”形象，为其继续贪腐打掩护。两种“红包”对清廉度的贡献有云泥之别，当区别对待。

因此，反腐要跳出“红包”，从根子上医治“红包”现象。回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议题上，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腐败防范的常态建设上，只有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筑牢“不能腐”的防线，“红包”才能在官场上销声匿迹，回到民间交往的本义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