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一起由村民不服贵州省人民政府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诉讼案件，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这起行政诉讼的争议焦点：一是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方案的通知是否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二是省政府作出的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决定是否合法。

副省长主动出庭应诉民告官案件，应该说是罕见的。按照当地媒体的报道，这是全国首例副省长出庭应诉的行政案件。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工作人员出庭。从这个意义来说，副省长能够主动应诉关于征地拆迁的普通民告官案件，也是法治的题中之义。

我以为，“副省长主动出庭应诉”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是一次鲜活的普法。这种普法既指向民众，也指向官员。“副省长应诉”就是在告诉民众，在严格守法上，并不存在官员和民众的区别。同样的，对于行政机关负责人而言，“副省长应诉”也在昭示，要履行诉讼义务，不要回避问题，如此，矛盾才能得以解决。

可以预见，随着新行诉法的推行，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行政官员主动出庭应诉。不过我以为，这仍然不够。道理很简单，从官员主动出庭应诉，到“民告官”系列案件都能被公平审判，两者尚有距离。事实上，近年来“民告官”案件的胜诉率一直在呈下降趋势。尽管《行政诉讼法》在立案、判决等方面做出新规定，但我国“民告官”案原告胜诉率，还是从10年前的30%降至近年的10%。

这背后原因何在？从媒体报道的另一个新闻中，或许可看到真相。河南省从2013年起试点民告官案件异地审理，信阳、南阳、安阳成为改革试点地。结果，截至2014年5月，仅信阳一地，行政机关败诉率就上升了17%。显然，民告官案件胜诉率不升反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们往往是“辖地管理”，地方法院人财物都受制于地方政府，如此现实下，又怎能指望它们独立地行使审判？

因此，要副省长出庭应诉，更要去除地方对司法的干预。当下，“民告官”的案件多集中在拆迁、物权、上访等领域，倘若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无法真正做到不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那么官员出庭就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我们渴望看到“副省长出庭应诉”的消息，更渴望看到民告官胜诉率的自然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