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上午，东光县委宣传部和组织部工作人员受访时称，东光县委组织部部长朱东峰确在清明节期间死亡，具体情况不明。沧州市市委组织部三位副部长亦向新京报记者证实，朱东峰是4日下午被发现在其石家庄桥西区的家中死亡，当地公安部门随后介入调查，具体情况还在调查。

清明节刚过，两则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新闻就深陷舆论漩涡，清明节前一天上午，桂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唐天生莫名坠亡，东光县组织部长在也在清明节期间死于家中，其实，官员“非正常死亡”公众并不陌生，早已有细心的媒体做过统计。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2012年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为68人，2013年—2014年，两年间官员的自杀人数多达77人。也就是说，过去两年间的官员自杀人数较之过去十年还多。

纵观近年来的“反腐风暴”，人们也就很自然联想到“为官不易”与“反腐肃贪”，回溯过往，面对层出不穷的官员自杀事件，官方的回应态度着实显得模棱两可，要么是一句生硬的“无可奉告”，要么是圆滑的“正在调查”，从未披露过信息介绍该自杀官员是否与反腐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只说是由于身体疾病或心理问题所致，因而，官员自杀很容易就陷入了被有罪推定的“阴谋论”，公信力便在公众的猜来猜去中闪了腰。

对于官员自杀，曾有专家分析认为，有些官员相互之间形成了牢固的利益联盟，大官保小官，小官保老板，盘根错节。当这个利益链中某个官员出了问题，眼看即将“全军覆没”，有人就会牺牲“小我”，丢卒保车，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就会演变成坊间一出出“阴谋论”、“畏罪自杀论”。

简言之，猜疑和流言四起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官方的信息供给跟民众的信息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的缺口，官方给的少，自然谣言就会泛滥。因此，从这个角度说，要想让公众对事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信息发布就要直面民间关切，对突发公共事件及时主动公布善后进展，澄清事实，还原真相，才能真正消弥传言和质疑，回应公众的真相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