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山西省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山西119个县市区，去年财政收入最少的3300万。排在后九位都是贫困县，9个县财政收入6.07个亿。山西查处的一个副市长贪腐金额6.44亿，超过9个贫困县去年一年财政收入。

真可谓“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一个副市长，虽说官儿不小，但相比于市长、副省长、省长乃至国家级高官来说，怎么也算不上大官。然而，其利用手中的权力，竟然书写了不朽的“贪腐诗篇”，已查明的赃款就有6.44亿元之多，超过当地9个贫困县一年财政收入总和，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俗话说“县官儿不如现管”，山西省，有着丰富了煤炭资源，而政府正是这些资源的主管部门，谁能采矿、在哪里开采、怎样开采都得听从主管部门或者主要领导的一句话。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权力，一些为官者在“赶考”的路上跑了偏，一门心思地想着发不义之财，最终只能自食其果，落得锒铛入狱的下场。

然而“一个巴掌拍不响”，话还得从两个方面去说。姑且不提一些官员是如何利用权力大肆敛财，一些商人借机献媚，围猎官员，单就当时的政治风气和监管力度，恐怕更是令人不敢恭维。

倘若当时、当地的政治风气足够清明，也不至于出现塌方式腐败，一查查一串、一端端一窝；倘若当时监管能严一点，反腐态度坚决一点，不那么暧昧、不那么缠绵不清，在抓小抓早上发力，也不至于动辄就能贪腐成百上千万，甚至数以亿计。这些事实都从另一个方面表达着一个道理：如果没有腐败病毒的长期侵淫，如果没有诸多腐败分子长期的抱团生长、相互关照、共同“战斗”，绝对不会在贫困县林立的省份，他们却能亿元、亿元地贪污着。

9个贫困县抵不过一个副市长，着实令人唏嘘、让人惊诧。但惊诧之余，我们更要回过头来看一看，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难道真的是这位副市长“武艺”超群，“能力”出众？恐怕未必尽然。古人云“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虽然贪腐者不配用“好汉”来形容，但在贪财的伎俩上绝对是个“好手”，那么找出其“帮凶”和“助手”，也应该是题中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