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侦办该案的阳泉市公安局对记者表示，该案已由阳泉市成立信访案件工作组处理。对此，法律人士认为此举有以“以信访代替刑案”之嫌。在该工作组协调中，盂县副县长一度声称“用钱能解决了，就不要用法”。

官员“雷语”真可谓层出不穷。从某规划局副局长“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到某环保局局长“红色并不代表不达标”等等， 官员每次发出雷人之语，都会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而这一次，是某副县长的“用钱能解决了，就不要用法”。

乍一看，这位副县长脑袋挺“机灵”，可谓是某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味道的官场生态体现。一者，数票子的过程，可能是要比对簿公堂需要的各种环节简单得多。现实中也的确有类似的例子，比如两车追尾，肇事方大大方方给钱“私了”，无疑比找交警叔叔断案来得更省时省力。二者，如果真上升到司法层面，在事事讲究证据的语境下，万一原告或被告情急之下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不利于副县长或其他某些领导政治生命的，恐怕更不易收拾场面。此时此刻，“花钱”显然更符合某些官员对自身前景一帆风顺的期望。

但关键在于，是否任何事情都能轻易绕过法律来“花钱私了”？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一方面，事件本身是否涉及到法律层面的问题。比如杀人越货行为，行凶人和受害方即使再“私了”，都难逃法律的制裁。而在此事中，“一矿多卖”、“以探代采”等等都已经有了刑事案件的嫌疑，公安、司法机关才是合法的调查处理者，不管是副县长还是正县长，都无权越过法律指手画脚。

另一方面，副县长是否摆正了自己的岗位角色？每位官员的岗位职责，都应该是白纸黑字明摆着的。企业与企业或个体之间的纠纷，是否属于副县长职责范围之内？抑或该副县长分管了该企业某项工作，但是否该企业的吃喝拉撒都该副县长管？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地区、哪种体制机制下，会有政府领导为企业充当“大管家”的角色吧。于此而言，是用钱还是用法，问题并不在于如何做好这个选择题，而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选择题。

能脱口而出“用钱能解决了，就不要用法”，想必这种履职方式对副县长来说，早已轻车熟路，但于法治社会来讲，悲剧也正在于此。试想，这种于法不顾“任我行”的恶劣官场生态，又怎能长出法治之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