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吴显国、孙咸泽后，又一名在三鹿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履新。近日，农业部网站“部领导”一栏更新显示，2009年因三鹿事件被中央纪委监察部降级处分的王智才任农业部总畜牧师。

其实，“问题”官员高调免职又低调复出的不在少数，从“吃喝书记”唐天生再到沸沸扬扬的“三鹿事件”，众多问责官员已悄然复出，如此这般高调免职、低调复出的闹剧自然引来公众质疑：监管问责为何总是这般不痛不痒？官方从一开始的信誓旦旦、严查到底，到后来不闻不问、移花接木，如此以退为进的“两面派”做法是否有“忽悠”公众之嫌？

不过，官员复出确实有其法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对处分“时效性”的规定，给被免职官员复出提供了制度依据。“可以复出”这一点上，共识业已达成，这也体现了问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

然而，在政策的实际执行中，往往出现了偏差，在当下，上级官员决定下级官员的命运依旧盛行，“问题官员”的复出往往就是上级的一纸任命，既没有经民众选票甄别，又没有广泛地向社会公布，“问题官员”的复出往往低调谨慎，程序上完全谈不上透明与公正，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更是成了笑谈。

更需要注意的是，官员违规复出情况时有发生，因行贿被免的河南周口扶沟县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薄玉龙，复出后竟然担任该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政委。让一名涉腐官员来主持司法工作，岂能让百姓信服？公众感到被欺骗和愚弄，就自然会产生一种‘官官相护’的认知，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官员问责的公信力，也会形成一种公众不信任政府的偏见。“免职”被滥用也常常被视为官方平息社会舆论的“挡箭牌”，其震慑力显得相当孱弱了。

也就是说，官员复出要严把“程序关”，既要严格遵守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协商酝酿、讨论决定、任前公示、任期试用等程序，也要在复出过程中，将复出的依据、条件和期限等信息在不违反信息公开条例的前提下向社会公开，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是建设法治阳光型政府的应有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