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5日，广东潮州一患者酒后不治身亡，死者亲友纠集上百人到医院，押着值班医生在医院内游行，并高喊“就是这位医生害死了死者”，医生边走边哭，持续约半个小时。6月16日上午8时40分许，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病人王某在医院电梯间将随身携带的一小瓶汽油泼洒到医生覃某身上并点燃，导致覃某大面积烧伤。

上百人围堵医院，押着医生游行，无视医院秩序，也罔顾医者尊严，这让人心酸。泼洒汽油并点燃，导致医生被“严重烧伤、面容被毁”，以这样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施暴，令人心寒。这些事件对受害人心理的伤害和职业生涯的影响，给他家人带来的痛苦，以及对其同事、同行产生的心理压力，更是巨大。

根据中国医师协会统计，5月28日到6月7日，短短十天之内，我国连续发生9起伤医事件，多名医护人员受到伤害。6月10日，中国医师协会、中华护理学会联合发出声明，谴责暴力伤医，声明指出，打击暴力伤医是每一位有良知的的社会公民应有的共识；维护医师的人身安全，是公安、执法机关不可推卸的责任。一项调研显示，59.8%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语言暴力，13.1%医务人员受到过身体上的伤害，仅有27.1%医务人员从未遭遇过暴力事件。

伤医事件频发，网络上，尽管站在医生一边、对暴行进行谴责的网友占了大多数，但也有不少网友认为“有因才有果”“一个巴掌拍不响”，揣测医生肯定有责任。双方为此不惜“对撕”，掐得不亦乐乎，言辞间充满戾气。一方认为，这种暴民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否则谁还愿当医生？另一方则认为，如果医生都尽心尽力治病，这种事情也不会发生。

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指望一蹴而就并不现实，医患矛盾的解决必然是一个长期过程，所以，指望彻底杜绝此类暴力伤医事件并不现实。必须对每个患者乃至每个可能患病的人强调的是，即便现代医疗手段已经发展到非常先进和科学的地步，也不是对所有病都有办法，更不可能百病能治，救每个患者于濒危。对现代医术有一个现实的认识，对疾病治疗有一个客观的预期，或许有助于缓解和平复某些患者心中的“躁动之魔”。

我们也不知道嫌疑人和受害者之前是否有过节，但这都不影响我们对此事的一个基本判断：不管怎样，法治社会，依法治国，通过正常法律途径解决矛盾和纠纷，而不是诉诸暴力手段，都是任何公民不可逾越的一条边界。退一万步讲，即便医生确实有医德问题乃至医疗过错，而非医术不精等原因，导致治疗效果与预期不符，基本的逻辑也应该是，走仲裁和诉讼途径来解决问题。医患矛盾如此，其他矛盾亦然。

近来伤医事件多涉及“疗效”，凶手常因自认为医生治疗“不力”或“失误”而下毒手。有效预防、阻止和打击这种罪行，需要法律的严惩和威慑。而实际上，在法律和安保方面已采取了比较严厉和严密的举措，伤医事件依然频发，这就提醒我们要从更大范围找原因、想对策，其一就是关注伤医事件背后的人文因素。

伤医事件频发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医疗人文根基生了病——那就是技术崇拜和金钱崇拜:对疾病一味采用技术强攻，相信“有钱就能看好病”。在这种对技术和金钱结合的顶礼膜拜中，人们不再认可对疾病的迂回和顺应，不再对生命中的挫折保有弹性，不接纳生活中的痛苦、残障、衰老与死亡，将这一切都视为“意外”，都是医生责任疏忽的“救治无效”。结果，在“病人”中，“病”越来越重，“人”越来越轻;在“医生”中，“医”越来越重，“生”越来越轻;医患关系成了“医病关系”，成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康复)的“买卖”，而涉及健康和生命的医疗又不能是“生意”，仁义不在，甚至反目成仇。

要改变这种不良的医疗人文基础，一是在制度上设法让医患脱离这种纯金钱和技术关系，如免费医疗和医生的医疗责任保险等；二是我们在宣传医学进步的同时，也要说说当代医学的局限和无奈，说说人对疾病状态的认可、妥协和共生，也就是星云大师一再教诲我们的“以病为友”；三是尽可能地调动源自家庭、朋友、社交网络、社区的“熟识和经验的力量”，抚慰人们的心灵；四是不能过度倚重医生的医德和医技，而是要构建医疗服务市场权责清晰的激励相容机制、医疗监督及失误评定体系，在医疗事故鉴定、赔偿、处罚和医德医技评估等具体问题上，把医院及医生与患者完全隔离开来，使彼此直接冲突失去目标和意义；五是，任何伤害医护人员人身安全的行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逃脱法律的制裁和舆论的谴责。对此，认识要明确，执行要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