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税、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可扣除和不可扣除项目；纳税调整事项；税收优惠事项……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和处理，专业人士说起来头头是道，但对行外之人而言，复杂得令人头疼。难怪拥有人类顶级大脑的爱因斯坦也大发牢骚：“世界上最难理解的就是所得税。”

天才不屑俗务，牢骚过后大可一笑置之。吾等凡庸之辈不同，大抵不能如此轻松释然。人世多苦辛，而这苦辛，往往与钱之多寡相连。个人所得税的高下，直接关乎切身利益——收入：个税征收的多，则自己的可支配收入必然减少；个税征收的少，则手中的钱自然多一些。趋利避害，人们总是希望少缴一些，甚至不缴，这也是人情之常。

对当下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现状，从舆论来看，人们是颇为不满的。不满的来源，主要是这个人所得税正在日益沦为“工资税”、“穷人税”。换言之，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人群，并不是那些高收入的富裕群体，而是收入一般的工薪阶层，这显然与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初衷背道而驰。

将税收视为调节收入分配，直白地说，视为劫富济贫的有效方法和有力手段，是传统的一贯看法，信之者甚众。然而，此看法其实甚为错误。此事说来话长，长话短说，核心的要害只在一点：以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则收入的权利因为再分配而界定不清，从而导致租值消散，不利于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表现于现实中的行为，是面对征税，人们会百计想方设法地加以规避，从非法的偷税漏税到合法的各类避税，无奇不有。尤其是税收矛头所向的富裕人群，他们大抵会雇佣专业的税务人才进行处理，穷尽一切可能进行避税，甚至直接移民至其他税负低的国度。君记否，三年前，当法国奥朗德政府放言开征“富人税”之后，“跑路”便成了法国高收入人群的共同选择。作为其中最为着名的代表，是奢侈品巨头路易威登（LV）的首席执行官贝尔纳·阿尔诺以及大鼻子情圣德帕尔迪。德国明镜周刊曾经报道说，近年来美国、法国、德国等欧美国家都出现了富豪因为不堪高额个税放弃国籍的新潮流。据统计，近期有4500多名法国人、4200名德国人、1920名芬兰人、1880名意大利人获得了俄罗斯国籍，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资产超过千万美元的富豪。可见，想要通过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从有钱人那里征收到更多税收，不容易做到。劫富济贫，在税收上打主意，往往适得其反。

这且按下不表。单说这个人所得税。其实个人所得税也不能一概而论。目前国内的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税制，总共分11类，包括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等。这些个税有的是按月征收，有的是按年征收，有的则是按次征收，比如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等。人们通常谈论的个人所得税，大抵是指其中的工资薪金所得税这一项。对大多数人而言，工资薪金所得税最为直接而具象，每月都可以在工资单上看到，因而容易与个人所得税直接画上等号。这里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言之个人所得税，即指这工资薪金所得税。

现行之工资薪金所得税既被人们视之为“不合理”，变革的呼声自然随之而起。纵观个税改革的言论，针对“不合理”现状开出的处方，大抵可以分为两类。其一简单直接：提高个税起征点。这起征点高低不一，有说提至5000元的，有说提至8000元的，也有说提至10000元的——现有的起征点是3500元。理由是，在国内的大中城市，月薪3500元已经远低于在岗职工的人均月收入。低于平均收入的人们还在缴纳个人所得税，于情于理说不过去。其二是认为“简单地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不公平”，因为“个人收入5000元一个月，日子可以过得不错，如有抚养、赡养，日子就很艰难”，所以最根本问题应该是改税制，改成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也就是综合所得税制。

不能否认，统筹一个人的工资薪水、劳务报酬、财产转让和租赁等所有收入，并考虑其抚养、赡养等实际家庭状况来加以征税的综合所得税制度，无疑是完美的。最起码，比起单纯的提高工资薪金所得的起征点，公平的多，合理的多。问题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要建立、实施这样的一个税制，其难度之大，远在人们的想象之外。单说要如实掌握一个人的收入状况，便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方面，因为信息不对称，灰色收入税务机关无从掌握。甲乙私下达成协议，甲为乙干活，乙支付给甲的费用，是甲的劳务报酬，税务机关如何知晓？甲乙两人签下合同，甲将房子租赁给乙，乙支付的房租，是甲的财产租赁所得，税务机关又如何知道？另一方面，即便是工资薪水、稿酬、房屋买卖之类明面上的收入，出于防守的考虑，人们也会想办法规避。做假账、阴阳合同之现象，在现实中是屡见不鲜的，

退一万步，假设人人诚实守信，不隐瞒自己的收入，从现有税制转为综合所得税制度，也涉及到一系列改革事项。比如要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将不同的收入归集在一处；要对征税体系进行变革优化，合并一些税目；还要以此确定征收个税的范围，并根据实际收入水平确定适合征收的综合税率等等……这一改革工程，无疑也是浩大的。

或许是看到综合所得税制度实施之难，作为一种替代性的简化方案，按“家庭”为单位征收工资薪金所得税应运而生。自然，比起单纯的提高起征点，按“家庭”为单位征收工资薪金所得税公平合理的多。但其困难所在，与综合所得税制是一样的，实际操作难度太大。按“家庭”计征，需要了解每一个家庭的真实状况。中国的家庭结构复杂，形态不一，家庭成员也时有变动。而一旦划定征税的家庭结构标准，可以想象，为了减少税收支出，假离婚、假结婚的现象会随之出现。这样的一幕“人间喜剧”，已经在房产“限购”政策实施过程中上演过。

一言以蔽之，实施综合所得税制度以及按“家庭”为单位征收工资薪金所得税，其讯息费用和监管费用之大，较之提高起征点，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相比前两者，后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改革，也是需要权衡成本和收益的。唯有改革的收益高于改革的成本，改革才会发生。无论是实施综合所得税制度还是按“家庭”为单位征收工资薪金所得税，其改革成本之巨大，是明敏白白的，而其收获，税负的公平合理以及税收金额的增加，却是模糊不清的，大概的估量，所得并不大，尤其是税收的增加。因此可以断言，在可预见的未来，综合所得税制度也罢，按“家庭”为单位征收工资薪金所得税也罢，都不可能真正付诸实践。

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真空世界，美好的设想可以自动达成。真实的世界，有资源稀缺的局限，有庞大的交易费用存在。在这样的约束下，人们的选择，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既然综合所得税制和按 “家庭”为单位征收工资薪金所得税成本过高，则现实的选择，自然是以提升起征点为上也。其改革成本低——操作简单成本低，改革收益高——所有的纳税人都将为之受益，包括哪些家庭负担重的人们。当然，受益的程度每一个人都不相同。

在政府层面，提高起征点，会使得政府收入减少，因为税源减少了。但提高起征点，会使纳税人的收入增加。这部分收入，从经济学上说，是“持久性”收入，会直接影响纳税人的消费。消费增加，一方面，附加在商品的某些税收也随之增加，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刺激经济。在经济下行之际，对企业减税降费，有助于扩张生产和市场规模；降低消费者的税负，有助于消费的增加。生产和消费的扩张，其实就是经济增长的同义词。是的，减税是刺激经济最好的兴奋剂。

结论很清楚，在现实的局限约束下，提所谓的综合所得税制度以及按“家庭”为单位征收工资薪金所得税都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提高起征点是个税改革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