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老龄委发布的老龄蓝皮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截至2012年，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约为5000万人。

这5000万中国城乡二元化体系下衍生出的农村留守者，像一座座孤岛，面对生存的风浪，稍有不慎，就有沉没的风险。

对此，央视新闻曾有评论称：一个留守者的孤岛生存已经触目惊心，一个群体的孤岛生存则蕴含着更大的风险。

这种群体性的风险，完全可以被视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面临的风险。

相对于城市里的空巢家庭，农村空巢家庭的老人可利用的养老资源更少，养老保障问题更为严重，也更容易被忽视。

农村空巢老人普遍过度操劳。农村青壮年离乡打拼，已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最为波澜壮阔的人口流动现象。留守乡间的农村老人，必然承担起了经营土地的重任。农业劳动，不啻为当今时代最为沉重、艰辛的体力劳动，将这种劳动交付给老年人，其严峻程度可想而知。尤其是那些农村的男性老人，在自身体力已然走向衰弱的阶段，不得不违背自然规律地承担起了繁重的农活和家务。

农村空巢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较之城市空巢老人更差，他们的身体状况更令人担忧。随着年事慢慢变高，老人们的身体机能衰退，健康状况明显下降，患病率也随之上升。而农村老人普遍在青壮年时期便已透支了自己的身体，迈入老年后，他们缺少体检的意识，对于科学的健康观念几近无知，同时缺少费用和机会，都使得农村空巢老人积劳成疾、小病不治拖成大病的现象极其严重。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非常复杂，客观上，主要是经济压力使然——农村老人们普遍抱怨医疗收费过高，远远超乎他们的承受能力，于是生病时便将就着吃一些廉价药物，甚或依靠土方子、老经验，宁愿自己硬挺，也不愿通过正规医疗途径治病；主观上，千百年来，中国农村老人习惯性地节衣缩食，在观念上普遍舍不得花过多的钱看病。这一点，尤为让人感到悲凉。

中国农村老人，千百年来在命运面前，习惯性地轻视自己，尽显中国农民在艰难时事之下的卑微。

当下，出于可以想见的事实，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水平必然很低，甚至，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生活水平必然处在中国社会所有阶层的最低处。

农村老人的子女在外务工，平均收入谈不上丰厚，艰难的城市生活，使得子女们无力给予父母太多的帮助。农村空巢老人，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维持生存，这必然导致他们的收入很低，生活贫苦。

抛开显而易见的物质困境，农村空巢老人精神世界的困境更容易被忽视，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担忧。由于极度缺乏知识，思维闭塞，少有排遣郁闷的娱乐休闲场所和渠道，农村空巢老人比城市空巢老人更加封闭，孤独、抑郁、悲观、痴呆等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在他们身上十分常见。如果以现代医学的标准进行量化检查，也许十之八九，农村空巢老人均不同程度地患有心理疾病。

同时，对于农村空巢老人的照料服务，在供求关系上，矛盾更加突出。在农村空巢老人中，无人照料的占了相当高的比重。农村空巢老人一旦患病，既没有儿女在身边照料起居，也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请保姆，已经是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必然导致农村空巢老人更易缺乏幸福感，造成他们孤独无助的凄凉晚景。

社会的变迁，改变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村家庭稳固的各种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大量的中青年劳动力拥向城市，中国的乡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迟暮的所在。外面的世界像一台巨大的磁铁，吸走了广袤乡村的精壮骨血，农家子弟离家的距离越来越远，离家的时间越来越长，仿佛从出门的那一刻，就已经与家园诀别。人口的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使乡村几代同堂的情况分崩离析。目前，中国农村生育率有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少生优生的观念逐步形成，中国农村出现大批的少子女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家庭规模缩小，也使得代际重心发生倾斜，“爱幼厌老”的现象，开始剧烈冲击千百年来的道德伦理。

在经济的转型期，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对传统家庭文化的冲击堪称致命。在社会现实面前，年轻一代看重的更是“经济关系”，家庭成员地位的高低，不再是依靠年龄和经验的累积，而是获取经济能力的强弱，而这些，正是农村空巢老人相对缺乏或日益减少的能力。由此，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农村空巢老人生存的社会伦理环境，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降低。村庄舆论与道德压力日趋减弱，同样使得农村家庭中老人的家长地位正在消失甚至已经消失。地位的缺失又更加导致处境的恶化，使这些空巢老人“弱上加弱”。

农村老人长期养成的生活观念难以改变。一些进城务工条件较好的年轻人，在城市里买了房子，也乐意把父母接到身边照顾。但城市生活是一种与乡土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很多农村老人很难适应城市的生活。水泥丛林、相对淡薄的人际关系，使得一部分农村老人对久居的乡间生活充满怀念。观念上的冲突，也使得他们为了避免共同居住与子女产生冲突而选择返回农村。对于大多数农村老人来说，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留在农村。

于是，留守“空巢”，似乎成为了农村老人唯一的选择。

二

郭奶奶是我在农村采访时遇到的最困难的空巢老人。郭奶奶今年76岁。按村里人的说法，五十多年前的一次远嫁，决定了郭奶奶这一生的命运。

20世纪60年代，郭奶奶在青海某县当小学老师。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到当地做木匠活的男子，于是从青海到甘肃，一场跨省的婚姻让她从一名教师变成了一名农村主妇。那个当年吸引了她的男子，却过早离世，留下嗷嗷待哺的四个孩子。

做过小学教师的郭奶奶，有初中学历。她当然了解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但是无奈家里太穷，她的四个孩子中学历最高的也仅为高中毕业。这些年，孩子们相继离家打工，郭奶奶独自住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我们去的时候，老人正在用午餐，小餐桌上是一碗清汤寡水的面片。屋子里光线很暗，老人坐在暗处，就着一团灰白的光，我常常看不清她的表情。

因为患有糖尿病和坐骨神经痛等病症，郭奶奶无论站着还是坐着，身子始终不自觉地后仰。这让我心里总为她捏把汗，仿佛她随时都会仰面朝天地倒下去。

郭奶奶已经没有能力再下地干活，日常的工作就是帮着儿子照看留在身边的两个孙子。一年前她到省城的大医院看病，几千元的医药费都由在广东打工的小女儿支付。她跟我说，她没有跟三个儿子要过一分钱。儿子们在外打工，真实的状况怎样，不得而知。他们没有跟郭奶奶说过——三个儿子干脆多年来没有什么音讯，即使他们的孩子，似乎也已经忘记了外出的父母。就此，郭奶奶顽固地判断——在外的儿子们一定也生活得同样艰难，甚至可能比她还要难。她难，好歹还是在自家的屋檐下，但儿子们却漂泊在外地艰难地生活着。

也许是当年的一次远嫁，让郭奶奶充分品尝了远走他乡的苦楚；也许当年的一次离家，让郭奶奶再也不敢走出哪怕只给她遮了风挡了雨的屋檐。

郭奶奶有三儿一女，起码目前看来，是形同虚设的。但这些儿女名义上的存在，使得郭奶奶尽管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但是因为还有理论意义上的赡养人，所以生活再窘迫，也无法得到政府必要的救助，郭奶奶的情况不符合五保供养条件。现在，除了每月能领取几十元的“新农保”之外，她并不能享受其他哪怕也是微不足道的优待政策。（摘自《空巢：我的养老谁做主》， 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年10月版，责任编辑： 周瑄璞 靳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