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获悉，湖南省新邵县基层纪检委员杨斐，因实名举报上级领导，频遭电话恐吓，已穿防弹衣一个多月。截止记者发稿，被举报人的违纪问题已被立案调查。（12月15 日 新京报）

近年来举报人被举报人威胁、恐吓的情况并不少见，相信本事件中杨斐也不是遭遇电话恐吓的第一人。12月1日，新京报才报道了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工商局干部龙向阳因阻扰威胁纪委办案被行政拘留5日。此前，南楚雄州州委副书记、州长杨红卫威胁省委巡视组：“再查我断了你们的财政供应。”这些贪官的过激反应，只能证明他们心虚了，不过是“狗”急了想跳墙，在做垂死挣扎而已。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实际上是一种另类的自我“举报”，引起的关注远远不亚于举报人的举报本身。

举报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威胁恐吓举报人，就是在法律制度进行挑战。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实名举报人中，大部分实名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但是，尽管遭受明的、暗的、公开的、隐形的百般打击报复，人民群众反对腐败的斗争仍然风起云涌如火如荼。正因如此，匿名举报、互联网举报、电话举报等隐性举报方式应运而生，且有成为举报主渠道之势。

对于实名举报，我国现有的法律资源，在保护举报人方面存在层次低、效力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况且，一些诸如降职、变相拘留等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因其手段“合法”，行为隐蔽，难以界定，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因此，为了反腐败斗争取得更好成效，我们有必要尽快出台“举报人保护法”，对举报渠道进行疏通和“加密”，帮举报人挺起腰杆，为公民行使举报权增加“保险系数”；同时，要加大惩处力度，只有最大限度地抬升违法成本，为举报人打造无缝化法律防火墙，公平正义才能得以伸张，举报人方能摆脱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