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照父母生前的意愿,当他们过世时,江苏苏州市民周颂英把父母的遗体先后捐献出去。然而,她没有料到,此后的10多年,她和家人一直生活在邻居和亲友们“异样的眼光”中。近日,周颂英带着女儿搬入一处新居,这是她6年来第3次搬家。而每一次搬家,都是为了逃离周遭的“揶揄”。(12月14日澎湃新闻网) 遗体捐献作为一种典型的利他行为,追求的是一种公共的价值理性;然而,在传统的道德话语和文化观念中,打破常规的遗体捐献却和“不孝”挂钩,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当“入土为安”遭遇志愿精神,遗体捐献志愿者成为边缘群体,在社会评价体系中备受争议,甚至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搬家,以躲避世俗的目光和口舌。遗体捐献志愿者不仅难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同,反而成为被歧视、被排斥的异类——这种生存境遇,不可避免会影响其他人参与的动力和信心。 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认为,急剧的社会变迁,会导致物质文化和非物质适应性文化在变迁速度上发生时差。通俗地讲,传统的生活观念没能及时地适应社会新变化,在不知不觉中“慢了一拍”。“文化堕距”是一道难解的问题,遗体捐献依然为许多人顾忌。 扩大遗体捐献,需要对民众的传统观念进行更新,也需要完善遗体捐献的支持系统。对捐赠者、志愿者的无私行为,致以敬意的同时,还需给予充分的保护与安慰。除了制度护佑,细节上的人文关怀也会提高人们参与遗体捐献的热情。有一个情感归依和悼念亲人的场所,成为不少遗体捐献者家属共同的心声。今年4月,成都医学院举办了集体悼念遗体捐献者的活动,就受到家属的欢迎和肯定。相关报道见A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