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商人张静思称，她与安徽省人大代表支训民发生商业纠纷后，通过电话和短信联系支训民。后者以影响了自己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为由，向亳州市公安局报案，张静思遂被拘留5天。经查，14天时间里，张静思共计发送4条短信给支训民。（12月6日《法制晚报》)

正常生活被干扰，这是支训民报警的动机。按此理解，张静思被拘留并非全无道理。但在公众视线中，若缺少了某些必需关键物证的话，有关部门作出拘留决定的依据，恐怕难逃“片面之词”之嫌，“发4条短信被拘”也就不会被大多数人接受。

像这种“招惹”他人后身陷囹圄的例子并不少见。7月底，沈阳女子郭某发微博举报沈阳市主要领导，被警方以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行政拘留十日；9月，某网友发帖质疑吉安市委书记是“富婆”，后也被有关部门当成恶意诽谤处理。虽然人大代表并不等同于领导干部，但在公众眼里，却能享受到与领导干部一样的舆论待遇。因此，即使是“招惹”了人大代表，公众的关注热度也不会减弱。

而在少数官员负面事件波及政府公信力的现实语境下，个别群众若与有关部门成了“对立面”，有时往往首先就会给外界一种“弱对强”的潜台词。为此，一旦有关部门作出不利于群众的决定，也就很容易被当成公权力的滥用。比如在此案中，如果单纯因为给人大代表发了几条短信，便被认定为“干扰了他人的正常生活”的话，“引火烧身”的结局多少会给公众一种“不能给人大代表发短信”的直观判断，质疑是不是人大代表的身躯过于“金贵”？而为这样的判断作支撑的，恰好就是有关部门的权力使然，轻而易举就能拿出拘留的借口。

此外“干扰正常生活”的说法本身也值得商榷。究竟有没有干扰，外人不好评定，但当事人却拥有完全的话语权。鉴于张静思和支训民的商业纠纷关系，可大致判断，在支训民眼里，张某是不受待见的。有这种先入为主的厌倦情绪基础，“干扰正常生活”也就成了伪命题。别说4条短信，哪怕对方只发了一个字，支训民都可以诉苦三天三夜睡不着觉，而公安机关却难以核实，只有接受这睡不着觉的“紊乱生活”。

因此，仅从目前有关部门给出的理由来看，拘留的事实显然不能服众。而要破除疑虑，最简单有效的敲门砖，且谁也遮掩不了的，便是短信内容这一关键物证。若能及时公开，让公众看看短信究竟长什么样，“干扰生活”体现在哪里，是非曲直自然明了，否则极有可能为公权力滥用添一个活生生的教材。（董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