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日中午12时许，一名男子在南宁市金湖北路水晶城坠楼身亡。经查，死者陈利丹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外事华侨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利丹今年60岁，曾任广西贺州市市长、自治区民政厅厅长。目前死因正在调查中。

近期，随着国家对官员考核的日趋严格和反腐力度的不断加深，自杀的官员呈快速上升态势。而对于官员的自杀，公众则大多解读为畏罪自杀，可以说冤枉了一部分自杀官员。话又说回来，为何公众对于官员自杀有一些不切实际的猜测？笔者认为是官方反映的迟缓所造成的，造成了民间猜测的活跃，其中作为互联网上的第一反应，猜“畏罪自杀”的最多。这对自杀者本人和对政府的形象来说，都是再坏不过的了。

今年4月9日，浙江奉化倒塌楼所属的街道干部何高波，被发现自缢身亡。而此前一天，国家信访局副局长、59岁的徐业安，在办公室内自杀离世。今年4月的另一起官员自杀事件是重庆的“打黑英雄”周渝，他在一家宾馆内死亡，后被警方认定为自杀等等案例，大多数到头来都没有完全公开细节，让公众怎能不胡乱猜疑。

不可否认，官员自杀有些是因为工作和个人生活压力大、患有抑郁症所致，这些都属于非政治原因的自杀。但也不排除部分自杀官员贪腐，想一死了之，保护家人利益和同案贪官，换取后者对其子女的庇护等。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一个人死亡后，其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自然终止，一些绝路上的贪官选择自杀或许与此有关。因此对于官员自杀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这既是对死者的尊重，同时也是对事实的尊重。

在当下特殊时期，公务员的心理情况应当为有关机构和部门及时掌握。对有抑郁症倾向的官员应给予关心，多针对他们的情况营造积极向上的气氛。对于贪官，应进一步加强前期调查的保密工作，一旦出手就要快于他们的反应，不给个别人筹划畏罪自杀留下时间。通常情况下，贪官自杀都不是仓促决定，他们对自杀的酝酿过程与对他们贪腐的立案过程往往错综交织。

无论如何，任何一个生命的消失都是悲剧，官员自杀也不例外。按照“盖棺论定”“为死者讳”的传统，我们还不习惯对逝者的“身后事”进行过多的刨根问底。但一个在任官员的自杀身亡，不是私事，而是关涉公共利益，关涉公众知情权，所以，民众难免要对官员自杀产生种种评论甚至臆测，只有信息公开才能给逝者以公道，给生者以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