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埃博拉是地球上死亡率最高的瘟疫，历次疫情中死亡率最低的一次也高达53%（1976年，苏丹），死亡率最高的高达100%（1977年，扎伊尔即现在的民主刚果），一般流行的说法，是埃博拉大规模疫情的死亡率，约在90%左右。

自从1976年夏天，人们在扎伊尔东部埃博拉河附近发现这种可怕的恶性传染病至今，已过去38年，这一瘟神的可怖丝毫未曾缓解：今年3月起在西非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三国开始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据WHO的最新报告，截止10月5日已在塞拉利昂、几内亚、利比里亚、尼日利益、塞内加尔、西班牙、美国7个国家造成7399人确诊感染，其中4033人死亡，最严重的利比里亚，死亡人数高达2316人。

迄今为止，人类对埃博拉疫情的了解和掌握依然是十分有限的，尽管各方不断传出“有所突破”的消息，但实际上直至今日，这种恶性传染病尚无一种确认有效的疫苗或特效药可以应对，甚至，对于其宿主、来源、传播途径，人们也不敢说已全部了然于胸。

9月28日，美国达拉斯德克萨斯州卫生长老会医院确诊刚从利比里亚返回的托马斯。埃里克。邓肯（Thomas Eric Duncan）感染埃博拉，10月4日邓肯医治无效死亡，他也成为第一例在非洲以外被确诊感染并死亡的患者（尽管仍是在非洲感染的）；10月7日，44岁的西班牙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医院女护士特雷萨。罗梅罗（Teresa Romero）被确诊在照顾一名已故埃博拉患者时被感染，10月12日，美国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确认，此前一天已确诊，一名曾护理过邓肯的护士感染埃博拉，他们二人也成为第一、第二名在非洲以外被确认受到埃博拉病毒传染的患者。

消息传出后，国际舆论一片大哗：接连出现的非洲以外传染病例表明，埃博拉并非如此前人们所想象的，是“非洲特有的传染病”，而是同样可能威胁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正因如此，国际间媒体、公众乎一下从对埃博拉的掉以轻心，切换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模式。

然而中国似乎依然是个例外：尽管早在本轮疫情开始之初，中国就向疫区捐钱、捐物，一些公派或参加民间组织的医护工作者也早已投身埃博拉斗争一线，但国内舆情、网络，对此却有些半冷不热。

这究竟是为什么？

觉得瘟神尚远

中国人对埃博拉疫情实际上早有认识。

1996年，香港导演王晶推出三级片《埃博拉病毒》，是时适逢埃博拉疫情在多媒体时代第一次大规模爆发，这部赶时髦的急就章通过正版、盗版一时间风靡内地，令许多人生动形象（当然远未准确）地了解到这种“世界杀伤力最强瘟疫”的可怕。但毕竟疫情“远在天边”，中国人并无切肤之痛，随着时过境迁，如今已很少有人记得这些曾经令人恐怖的镜头——更不用说记得那些真正的、曾经的恐怖了。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非洲和中国间的经贸关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产品、工程队和技术人员遍布非洲大地，而在中国广东、浙江等地，也工作、生活着数以万计非洲人。尽管如此，中国人与非洲人间的关系，却远非看上去那么亲密。

一些非洲当地人曾抱怨，中国人在非洲虽然努力工作，但“不带家属，不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不打算在当地定居，也不怎么和当地人通婚”，很多时候过着“关起门来，自成一统”的生活，对非洲人及其生活既不了解、也不打算了解；而在中国，也的确有许多人一方面从中非经贸关系中直接、间接得利，另一方面有意无意地对非洲和非洲人隔膜、歧视，将非洲看作“野蛮之地”，将非洲人看作“未开化的人”，而本轮疫情之前一直在非洲境内传播的埃博拉疫情，自然也成了“野蛮人的瘟疫”。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种看似残忍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世界卫生组织和许多一线志愿者都表示，糟糕的卫生状况、卫生习惯和医疗条件，是埃博拉疫情在非洲一而再、再而三肆虐的帮凶，而在工业化国家，甚至许多发展中国家，上述情况要好得多，埃博拉疫情的传播也就自然受到抑制。

不仅如此，埃博拉潜伏期短（2-21天，但通常仅5-10天），致死率又特别高，许多证据都表明，这种高致死率和快速发病特质，加上病毒孵化期过短的特点，反倒抑制了其传播，因为大多数感染者还未来及再感染他人，就已死于非命。这种特质让此前的疫情总是很容易被“封闭”在非洲本土，个别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洲外人士偶有感染，也都是因各种原因深入疫区所致，这也让许多中国人觉得，埃博拉于己无关痛痒。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然而事实证明，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是错误的，甚至危险的。

一如不发达地区其他种种社会痼疾一样，埃博拉疫情总是在“落后的非洲”爆发，并不能单纯责怪非洲和非洲人：他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历史上社会发展的被外力强行中断，和现实中被“全球化”浪潮甩在“社会食物链”低端，都令他们的不幸雪上加霜，而对于此，“文明世界”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曾经把自己的“文明开化”，建立在非洲不幸的基础上，如今又每每对帮扶、援助义务口惠而实不至。

撒哈拉以南非洲气候炎热，雨季降水集中，而据联合国《2012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全球未被改良改良饮用水源人口共计7.83亿，其中40%以上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该报告根据撒哈拉以南35个国家（占该地区总人口84%）的数据分析显示，这一地区城市人口中最富有的20%，改良水源普及率高达90%，自来水普及率有60%，而在农村最穷的40%家庭中，改良水源普及率不足50%，自来水普及率近乎为零。而厕所问题甚至比水源更严重——撒哈拉以南大多数国家户内厕所普及率只有5、6成，农村更只有四成左右，且这些所谓的“厕所”，大多缺乏最基本的卫生设施，高温、雨水和多户使用，无不会成为包括埃博拉在内，各种疫病的“助推器”。中国发展起来也仅是近几十年的事，因同样的症结而导致瘟疫、地方病肆虐，成千上万国人被殃及，许多老人记忆犹新。抚今追昔，思己及人，中国人也不应刚过上几天好一点的日子，就对昔日“穷兄弟”的疾苦不闻不问。

9月底、10月初猝然发生在西班牙、美国等地的非洲以外传染病例表明，即便是发达国家，在应对恶性传染病疫情大规模蔓延方面，也仍然存在许多漏洞和薄弱环节，如隔离区设施简陋，隔离措施马虎，医护人员个人防护设备不到位，护理经验匮乏，操作不当等，人们原本以为可以倚仗、万无一失的完善医疗卫生体系、发达社会文明程度，事实上也未必总那么保险。与这些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无论在医疗卫生体系或公共卫生习惯等方面，都尚有很大差距，就更没有理由对埃博拉疫情麻木不仁，盲目乐观。

一如许多专家所分析的，包括中国在内、非洲以外世界此前的乐观，很大程度上基于“防护到位就可高枕无忧”心理暗示，但马德里、达拉斯刚刚发生的“自传染病例”表明，这一认识是错误的、片面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埃博拉的确比艾滋病更危险，因为后者只要生活检点、注意防护即可避免被传染，而前者则只要有接触就可能感染，且可以通过航班在一夜间传播到千里之外，中国和非洲虽然相距万里，但近十多年来双边人员往来日益频繁，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疫区工作、生活，在中国同样有为数众多的非洲人来来往往，埃博拉疫情离中国人、中国社会，同样是既遥远、又不遥远，一旦出现类似马德里、达拉斯的情况，中国能否自信地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或“中国人不会成为第三例非洲以外埃博拉传染的受害者”？

对救援的定位

对此次埃博拉疫情，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关注和投入，其实是比较早的。

今年3月、5月、8月，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政府3度向疫区捐赠，当9月底、10月初传出疫情发展的新消息后，中国有关方面再度表示将追加援助。

于此同时，从中国各地、各大医疗机构紧急动员的一批传染病专家、医护工作者也已经或即将投入疫区一线，加入到当地医疗部门和国际社会应对埃博拉疫情的行列中。

除了这些官方、半官方援助，一些中国专业人士和志愿者，则加入了“医生无国界”等民间组织，投入到非洲疫区一线。

为了应对疫情，中国人不仅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还有不少一线医护人员、专业人士和志愿者远离家人，冒着风险奉献，且已有人为此感染上了埃博拉疫情。

但鉴于前述种种原因，国内媒体、网络和公众、社会，对这些人、这些事，同样或多或少抱有“与己无关”的心态，少有关注，难成热点，即便偶尔提几句、看几眼，也未必放在心上。

不仅如此，中国对非传统的医疗卫生援助模式——“中国医疗队模式”也需与时俱进，才能适应非洲当地的新形势、新需要。“中国医疗队模式”最大的特点，是集中布局、统一管理，自成体系，这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可取的，但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却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尤其是“宜缓不宜急”，即适应当地一般条件下的医疗保健需要，却不适应应对如埃博拉突发之类的大规模疫情，难以和应对这类大规模疫情所必须适应的，与当地卫生机构及国际间援助组织大分工、大合作的体系、模式接轨。这在很大程度上既制约了援助的效果，也影响了“正能量传播”。

此外，某些商业医药机构、个人照例将埃博拉疫情当作“捆绑销售”的平台，借机宣扬、渲染自己所谓“包治埃博拉的独门秘方”，这种极不严肃的做法不仅令中国、非洲许多人反感，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公众对疫情和真正危险的关注度。

如前所述，埃博拉疫情对中国、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既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如果继续抱着事不关己、麻木不仁的态度，把埃博拉疫情看作无关于己的他人痛痒，对疫情或掉以轻心，或盲目恐慌，于己于人，都是十分危险的。抱着客观、科学的态度积极应对，进一步完善健全医疗制度，改善社会卫生习惯，加强相关知识的普及传播力度，避免以讹传讹的“末日大片式恐慌”，才是国人面对埃博拉应有的态度。

“地球村”时代人们的足迹遍布全球，感染和交叉感染上“天涯海角”的疫病，已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如前所述，此前埃博拉的传播范围之所以较小，和其高致死率及病毒寿命周期短有关，但病毒是变异极快的微生物，一旦出现传播能力更强的变异品种，而人们尚未做好准备，后果将不堪设想。

别以为时至今日，瘟疫只是“不文明世界”的专利，别以为他人的不幸总是离自己很远。今天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依然贫困、落后，无力单独对抗病魔，国际组织、志愿者的力量也相当有限，需要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帮助和投入，这不仅是为了救当地人，也同样是为了自救——曾几何时，“文明世界”也将同样源于非洲的艾滋病当作他人之痛痒，最终自己却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这一幕，绝不应在埃博拉或其它“文明瘟疫”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