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湘潭“8·10”产妇死亡事件有了权威的鉴定结果。经湘潭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组织专家鉴定组依法依程序鉴定，产妇的死亡原因符合肺羊水栓塞所致的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事件不构成医疗事故。调查组也指出，事件中医方与患者家属信息沟通不够充分有效，引起患者家属不满和质疑。

此鉴定结果一出，意味着这一事件从医疗纠纷层面已有了明确答案。前述那个字斟句酌的鉴定结果，若换作更直白的表达，就是医方在救治过程中没啥问题，工作瑕疵主要出现在与患者家属的沟通中。

我国的医疗纠纷协调处理机制已有多年锤炼，不能说处处及时到位，但其纠纷处理能力并不低。有统计数据表明，全国八成以上的医疗纠纷可靠这一机制得到圆满解决。对于湘潭产妇死亡事件来说，医疗救治本身的是非曲直已一目了然，无需再作争论。但这起风波总给人感觉好像还“了犹未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回答，为什么全国每年类似的医疗纠纷成千上万，可亿万网友却偏偏聚焦这一次？因为我们在思考，是什么，让它从一起原本并不复杂的医疗纠纷，演变成了一场情绪激荡的公共舆论风波？

产妇死亡风波让医患矛盾的缓解又被折扣

这场风波发生于产妇不幸去世之后，让那些对医患矛盾的舆论炒作一度达到几年来的峰值，让很多缓解医患矛盾、增进医患理解的努力又打了折扣。

造成这种变化的关键推动力，来自于那篇媒体报道——虽已过去了一个来月，但这篇报道还可在网上轻松搜索到。我们不妨重温一下那段瞬间触怒了亿万网友的报道文字——

“可进去之后，刘先生看到的了他难以置信的一幕：妻子赤身裸体躺在手术台，满口鲜血，眼睛里还含着泪水，可却再也没有了呼吸。而本应该在抢救的医生和护士，却全体失踪了，房间里只有一些不明身份的男士在吃着槟榔，抽着烟。”

对，就是这段报道，成了舆论风波的导火索。现在，医学鉴定结果已出，更多媒体的深入调查也逐步丰富起来。无须赘述，这段报道中的太多关键字眼，若与客观事实对照，不仅有细节不符之处，而且充满主观色彩，甚至有文学描写的痕迹。这段文字在8月12日的几个小时内，成为中国各大互联网站、传统媒体、微博大V与网友们争相传播的对象。

这场公共舆论的参与者、把关者是否有反思？

现在，旧话重提，不是为了让大家重温那一天那份无名的愤怒，而只是想表明：专业的医疗纠纷鉴定者，当然不负责鉴定这则报道在事件中的作用。但公共舆论场的参与者们，尤其是曾经被这段报道影响了判断与情绪的人们，很希望看到，它的直接采写者，它的报道把关者，有没有反思，又是怎么反思的？

值得反思之处很多——记者对一桩医疗纠纷的介入、了解，难免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当所掌握的事实还相对少和片面时，怎么下笔写这篇报道？怎么在报道中体现必要的克制和均衡？怎么避免把自己置于道德制高点、情绪膨胀点上，而写出带有主观臆想的文字？把关者的把关作用在这篇报道背后是怎么体现的？

“人人是记者”的时代职业新闻人如何体现出职业性是新挑战

这些问号，不仅这家媒体和采写这篇报道的两位记者应该思考，多年来参与过医患关系报道的众多新闻同行都需要思考，医患舆论场上的所有列席者都需要思考。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里，职业新闻人怎么处理报道中“快”与“准”的关系，怎么处理“局部真实”与“全部真实”的关系，怎么处理“社会常识”与“专业判断”的关系，怎么处理“体现报道责任感”与“良心、情感”的关系，都是崭新、具体、严峻的挑战。

写这篇评论之际，我上网搜了一下，发现自湘潭产妇风波以来，那两位采写了“始作俑报道”的记者，还在新闻采访一线忙碌着。我们当然不能因为这一次值得商榷的报道，就把两位记者“一棍子拍死”。新闻人也需要成长，但我们要用共同的努力，来避免这种成长的代价，给社会公众造成误导，给医患关系雪上加霜。

我注意到，就在一个星期前，这两位记者还采写了这样一篇报道：当地党政主要同志到这家媒体来视察，领导同志强调，“要强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对内容严格把关，提高新闻传播时效，扩大网站宣传范围和影响力”。领导同志热情勉励他们，要“把握时代脉搏，弘扬正能量”。

衷心希望这两位记者能深入思考一下自己写的这篇报道里的这些话。希望关注湘潭产妇事件的所有新闻人，都继续琢磨琢磨，冷静掂量掂量自己手里的“笔、键盘和麦克风”的千钧分量。文/央视特约评论员 杨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