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香港恒隆集团陈氏家族9月8日宣布向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捐款3.5亿美元，刷新哈佛自建校以来最大数额的单笔捐赠纪录。而该学院也将以恒隆集团已故创始人陈曾熙的名字重新命名。该事件甫一曝出，就引发网民“内捐”还是“外捐”的热议。

试想，假如香港恒隆集团陈氏家族把这3.5亿美元善款捐赠到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大学同时也承诺将北京大学医学部以恒隆集团已故创始人陈曾熙的名字重新命名，国内又会有什么样的争议？

国内高校缺乏捐赠吸引力

潘石屹“越洋捐赠”，陈氏兄弟豪赠哈佛，都是中国富人，都是捐赠国外高校，也正因这些关键词，它迅即引起热议。而捐“内”还是捐“外”，这样问题的提出，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慈善文化还不够成熟，仍有些偏隘；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国内的大学基金会工作难尽如人意。

包含“狭隘”情节的慈善观，不仅在社会公众中存在，在《捐赠法》中亦有体现。2011年5月清华大学“真维斯楼”遭网络吐槽为“卖身”，该楼之后也被迅速摘牌，映射的就是这种不成熟。从法律上讲，现行的《捐赠法》中还明确提出“捐赠人出资新建的工程项目，捐赠人提出工程项目的名称，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冠名捐赠是国外通行的一种捐赠方式，陈氏家族方面就表示，这笔捐款是为纪念自己的父亲陈曾熙。试想，如果这笔钱是捐给国内高校，能冠名吗？它很可能面临各种质疑，还有复杂的行政审查。

在慈善相对成熟的社会里，公益组织应对捐款人承担的责任包括：所有的善款用于帮助实现基金会的使命、获得适当的表扬与认可、获得基金会的审计报告、工作报告以及对捐款人隐私信息的保密等等承诺。而这一系列制度性的保障，在国内大学的基金会依然难以实现，究其表面原因是国内大学基金会缺乏专业化的管理制度，深沉原因是国内大学基金会的理事会大多由大学现任行政领导担任，是大学行政体系的附庸。所以，国内大学基金会如何让自己转变为一个教育类慈善公益组织，而不是大学校长支配的小金库，至关重要。

据哈佛相关方面介绍，陈氏家族承诺捐赠的3.5亿美元，将用于帮助发现和推动应对全球流行病等方面的研究。这表明，陈氏家族不是捐钱给大学盖大楼，而是用于前瞻性地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的是持续多年的研究，也源于此，捐款使用的透明化就成了保障捐赠人捐赠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而当下，国内高校的基金会善款使用，给社会的感觉还是用于盖大楼、奖学奖教、学术交流与开会，而不是学术研究，这也是中国大学基金会亟须通过透明化运作来改变的。（才让多吉 公益人士）链接：http://t.cn/RhcOv1t?u=1390470392&m=3753178049245719&cu=1390470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