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的刘燕舞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他发现，林木文的悲剧不是个案，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中国青年报》7月30日）

“当地老人中，流传一种说法：比起亲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更可靠”；“一位老人要自杀，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尽管农村老人自杀个案早有耳闻，但刘燕舞调查中呈现的这些话语和现象，还是让人惊心和寒心。虽然这并非是全国范围内的扫描式呈现，但通过对一些典型村庄老人群体的观照，可视为当下社会的一个“切片”，值得反思。

当广场舞大妈遭人斜睨时，大妈说了，她们跳的不是舞，是“朋友圈”。在这个过程中，她们舞掉了空虚，舞出了健康，甚至还可能舞出了生活的意义和乐趣。而对于部分农村老人而言，物质的匮乏、疾病的侵扰和精神的空虚寂寞则很难找到自救的出口。据刘燕舞统计，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问题。“换句话说，要减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决三个问题：不饿死，不病死，不寂寞死”。当养儿不能防老，当功利算计和感情的冷漠撕裂亲情，在一些子女的眼中，老人在完成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的“人生任务”后，便成为无价值的“累赘”，成为其欲图轻装上阵时急需甩掉的“包袱”，当为老人治病也要想着能活多少年才不亏本，这样的市场理性冰冷得刺痛人心。

当下一代已投身城镇化浪潮，农村老人却被城市化、现代化所边缘化。其所依恃的传统孝道文化、家庭权力机制和宗族纽带被切割，而新的社会化养老方式又未曾托起他们摇摇欲坠的生存希望，面对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大潮侵袭，他们俨然身处物质匮乏的孤岛和爱的荒漠，怎能不被绝望裹挟而去，得出“药儿子”比亲儿子可靠的结论。

事实上，拯救他们于绝望，只需一根“稻草”。国家推行的新农保每月只有55元，却让不少老人有了盼头，“那就先不自杀了，再挺两年。”不少老人对刘燕舞说，“终于有人管我们了”。当农村老人行进得颤颤巍巍之时，需要通过养老制度和医疗制度的完善，以有力的社会保障搀扶住他们的一只手；另一只手，当交由乡土文明的重构和复兴，以重塑的孝道文化、邻里守望和互助组织，安抚他们孤独的心灵，给予农村老人生存的温度。

农村老人自杀的平静与惨烈，是沉痛的呐喊，也是社会发展的耻辱和时代的悲色。让这一群体过上怎样的后现代生活，拷问的不止是子女的孝心，也是时代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