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载有这样一则故事。西晋时期，惠帝当政，贾皇后专权，要废除司马遹太子之位，司空张华竟不据理力争，只是阿谀附和。等赵王司马伦举兵废除贾后，派人捉拿张华时，张华辩解：“将废太子日，非是无言，当时不被纳用。”赵王使者说：“公为三公，太子无罪被废，言既不从，何不引身而退？”张华无辞以对，遂被斩。（人民日报，7月2日）

这种多栽花少栽刺的为官之道被人总结为官场上的“中庸之道”。孔子的中庸之道影响中国几千年。可以说中庸是孔子哲学的基础和最高的道德准则。中庸的主要思想，在于论述为人处世的普遍原则，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恰到好处，这就是中庸之道。与人相处讲究不偏不倚，但如果把这种处事原则生搬硬套到干部为官中，却是另一种不讲原则的折衷主义。

目睹官场上的生态，干部的考察晋升相对来说是还是比较公平的，新官上任三把火，一些干部一上任便会风风火火大干一场，大刀阔斧进行一场改革，其中固然不乏能够创出一番业绩，赢得一片掌声，但同时锋芒毕露的做法必会伤害部分人的利益，最后落得一个“坏人缘”。因此在干部测评环节中，衡量一位干部是否合格往往不是凭借他们所做的事，而是其人缘好坏，人心向背。继而很多干部学乖了，“一做事就有犯错的几率，做越多的事，错的几率越大”，因此特殊的哑巴官场培养出了一大批不作为的“好干部”。

“如果脑子不装事、心里不想事、手里不干事，不犯事但也不顶事，这样的干部有什么价值?”这是《人民日报》近期一篇文章里的话。那些装事、想事、干事、顶事的干部如果处处遭排挤，得不到重用，这才是制度的悲哀。而那些对上级笑嘻嘻、对下级笑眯眯，做事软绵绵，遇事“范跑跑”，深谙明哲保身的中庸之人，占着位子却不作为的“好好先生”们，实在是典型的“占着茅坑不**”。

“敢于直谏、说真话、做实事、有魄力、敢担当......”具备这些素质的干部才能真正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不腐败不代表不贪，至少你贪的是“名”。作为一个无公权的普通人，中庸之道确实是一种很保险的处世之道，但作为一名占有更多社会资源的干部来说，敢说敢做，虽然得罪了部分人，但若干年后，当人们提起他们，人么会用一句话来慨括那段为官旅程：“他们还是做了不少实事的”。只是这么平淡的一句，却胜过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