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23日通报，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涉嫌玩忽职守罪，已被公诉。童名谦被指控在任职期间“严重不负责任”，致使衡阳市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时发生严重贿选。面对无论是湘西泛滥成灾的民间集资，还是邵阳官场乱象，主政者童名谦都选择了回避甚至放纵。他在官场以清流自诩，明哲保拒身，绝不多事，谁跟他汇报工作都是“好好好”三个字，守住了“为人之德”，却丧失了“为官之德”，落马后被当地官场评价为“是个好人，但不是个好官”。 中国青年报）

恪尽职守，敬业勤政，是古今中外为官从政者的职业道德要求。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通报我们不难看出对童名谦的涉嫌玩忽职守罪的公诉，是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惩治为官不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干什么都要随上大溜的中庸为官者。

细数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打掉的“大老虎”，被拍掉的“苍蝇”不计其数，童名谦案虽然不同于其他因贪污受贿、包养情妇、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等被查处的高官。而是因其在衡阳主政期间人大选举工作中存在严重的失职渎职行为。看起来的确“是个好人”，不贪污不受贿，保持“两袖清风”。难道这样就是一名好官？“两袖清风”只是好官的必要条件之一，一名好官必须在“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前提下，做到在其位谋其政，多干实事、好事。回顾前因，由于他的玩忽职守不作为，导致衡阳市人大代表选举，出现了严重的贿选事件。共有56名当选的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钱拉票行为，涉案金额1.1亿余元人民币，有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钱物。要知道，衡阳市人大代表总共才529人。这样的一位“洁身自爱”的领导，由于自己的“中庸”既造成了公共财产的损失，又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威信，尤其是对民心的伤害更为严重，比贪污、贿赂等其他职务型犯罪危害更大、更可恨、更可怕。

说的好，不如做得好。在他上任衡阳之时曾豪言：“ 我将以为衡阳人民谋福祉为重，心系衡阳，集中力量办民生实事，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用人导向，让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舞台、干成事的人有激励。”这么多人参与贿选就是他的“庸”所为。其实列举他的“庸”如：塌桥、沉船等等事例颇多，从另一个方面看出我们监管的失灵，在用人制度方面的“带病提拔”、“越腐越升”现象。

从童名谦的案例我们每一位党的干部应该得到警示，必须清楚，职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用不好，伤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可能是更多的人。一个负责任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懂得把职权视为责任，把职权当作奉献，以谨慎之心对待职权，以敬畏之心使用职权，要切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是产生玩忽职守犯罪的思想根源。童名谦案也反映了我们部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职能弱化，党风、政风出现了严重问题，才导致黑恶势力和贪腐分子横行无忌，只有有力的打击才能安保各种丑恶现象不会侵蚀共和国的肌体，成为危害国家长治久安的痼疾。

“如果脑子不装事、心里不想事、手里不干事，不犯事但也不顶事，这样的干部有什么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早在西汉时期就有用来惩治政府官员不作为的法律：“见知故纵、监临部主。”如一个地方社会治安混乱，黑恶势力横行，地方官和主管治安的官员就要承担放纵犯罪或者行政失察的责任，古人皆是如此，何况今天。如果我们为官者终日尸位素餐，在其位不谋其政，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疾苦缺乏起码的责任心。崇尚清淡，光说不做，就像童名谦一样面对无论是湘西泛滥成灾的民间集资，还是邵阳官场乱象，都选择回避甚至放纵。还自诩清流，明哲保身，绝不多事，守住了“为人之德”，却丧失了“为官之德”。凡此种种，都是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的背叛。这样的“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何以面对百姓？

庸官具有严重可怕性和不可预见的后果。他让国家机关不能履行正常职能，不能依法为人民服务。一方面，它使民众对党和国家的施政能力表示怀疑，以“官僚主义”、“衙门作风”、“拿钱不办事”示之。甚至出现像劣质奶粉毒杀死婴儿；淮河治污十多年，花费国家财政不知多少亿，可治来治去不见成效；排污企业到现场一看就查得出来却不闻不问的事件。另一方面则使党和国家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无法顺利得以施行。同时，使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思想得以蔓延，从而使整个系统严重弱化甚至名存实亡。

“治庸”是一项艰巨性、复杂性与长期性并存的系统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把“治庸”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眼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进一步积极探索创新，把“治庸”工作向纵深推进，切实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常抓不懈、从长整治。 （文/鱼予）